中國的發展模式，深植于本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與國際環境，條件變了，模式亦隨之而變

一個與西方政體不同的國家，何以也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成就？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謂“中國奇跡”，一直沒有公認的答案。而后發國家，則希望直接從中取經。

一場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機，一份不錯的中國答卷，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再次引來全球聚焦中國議題。時下的中國經濟數據，每每牽動著全球各國、各組織機構敏感的神經。而中國政要、學者也不吝一再解釋我們走出正確道路的原因，比如堅持改革開放，注重政府監管、產業興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等。

前幾年“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探討于此獲得進一步有力佐證。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中的不俗表現，也令域外對此間“舉國體制”刮目相看。

受訪專家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深植于本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與國際環境。適應性強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條件變了，模式也將隨之而變。正如中國高層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對本國道路、模式，我們理應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認識?！恫t望》新聞周刊日前走訪多位資深專家，解碼“中國模式”，研討未來走向。

中國為什么這樣熱

《瞭望》：中國議題近年已成國際上的一門“顯學”，中國為什么會這樣熱？

馬振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長、駐英大使）：近來西方社會和輿論熱議“中國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樣的。不少正直的專家學者和政界人士，確實從中國成功中獲得啟示，希望通過分析和總結中國發展道路，歸納出對本國和世界有益的經驗。這種嚴肅的態度是值得歡迎的。

有些人對中國不甚了解，希望探討和研究中國取得發展成功的原因，解決心中的迷惑。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長期以來，西方世界一直宣揚他們的模式是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具有“普世價值”，并不遺余力地推銷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簡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而且一貫主張，只有實現“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實現和保證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卻沒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開創出一條新的道路，卻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發展道路違背了他們奉為真理的教條，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懷疑慮。

還必須指出，西方國家里確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測，懷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圖。其中有些人長期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成見或偏見。他們往往故意把“中國模式”簡單化，誣稱“中國模式”政治上“獨裁”或“威權”，而不講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更有些人頑固堅持冷戰思維，把“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對立，宣揚是對西方的挑戰，大肆制造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

　　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教授）：簡單地說，是因為中國的成功。新中國成立6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工業化、初步現代化。改變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運，整體上實現小康，社會政治文化權利隨著經濟發展而改善，可以說，60年來全球人權最大的進步也發生在中國。

“模式”深處的穩定與活力

《瞭望》：“中國模式”這個說法源自國外，高層講話、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為什么？

嚴書翰（中央黨?？茖W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國模式”是西方學者、政要研究中國問題時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雖然它與我們國內學者理解的“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有所不同，但是這個概念完全可以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瞭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到底有哪些獨特而成功的要素？

馬振崗：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有兩個特別的前提。我們有一個堅強的政治領導集體，保持了政治穩定、政策的一貫性和發展的規劃性。另外，我到過幾十個國家，有一個感覺是，中國人民對發展的渴求、對中華崛起的熱情是別國少見的。

“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有著明顯的區別。在政治上，中國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而沒有照搬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在經濟上，中國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實行全盤私有化，而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政府的宏觀調節與指導。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優秀的文明傳統，同時學習和借鑒世界上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發展理念上，中國貫徹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與西方還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從未向其他國家推薦“中國模式”，更沒有試圖強加于人。相反，中國反復強調“中國特色”，表示中國道路還需改進、發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誡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的發展經濟，但不要照抄“中國模式”。

　　嚴書翰：依我看來，如果要用言簡意賅的語言表達，那就是中國在向現代化目標邁進過程中既告別了蘇聯模式，又決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從而形成了適合我國情況的一整套趨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寧：前東盟秘書長王景榮曾向我轉述前印度外長納特瓦爾·辛格的話，開放、競爭、專心，造就了中國。我認為，這位印度政治家點中了要害。

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認為“中國模式”有兩個最基本的經驗。一是保障權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權利和自由，煥發了社會活力，使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推動力，這是一種“生產性激勵”，而不是爭奪性的“分配性激勵”。

二是集中權力。權力的集中與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關鍵要看權力用來干什么，中國集中的權力是用來“戰略性發展”。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不利于后發國家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趕超，必然要走一條集中權力的道路，集中力量辦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模式”可以概括為幾點，一是保障中央的權威。中國必須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同時實行地方分權，兼顧社會穩定與社會活力。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穩定、發展；同時，如果沒有適當的地方分權，高度的集權制會扼殺地方的創新積極性、窒息社會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動經濟的增長，同時尊重人民群眾的創新，尊重實踐，及時總結經驗推廣好的做法。中國經濟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爾后地方與人民群眾的創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無不顯示出中央政府對地方實踐、對人民群眾創新的尊重。

三是漸進改革，穩妥開放。中國總體上走的是漸進改革之路，盡管社會為此付出了長期的轉型成本，但是漸進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會震蕩與混亂；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的金融、資本、股市、銀行、匯率、對外投資等都采取的是謹慎、穩妥的做法，成功地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及全球金融危機。

四是中國百折不撓地推動法治國家建設，發展公民社會。中國自古是一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度，法治往往會被人治所淹沒，并被扭曲。因此，始終不渝地優先推進法治，顯得難能可貴。從1979年到2007年，中國總共通過了400多件全國性的法律及關于法律的決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規。盡管這些法律的執行存在種種不如意之處，但是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仍然支撐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成長，起到了保護公民權利的重要作用。

因為有上層的決心、全民的支持，也因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試點后推廣的路線與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確立的法治；給人民帶來了不斷發展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仍要“摸著石頭過河”

《瞭望》：“中國模式”一說的流行，是否意味著“摸著石頭過河”時代已成為過去？

嚴書翰：“中國模式”恰恰是黨領導人民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形成的。今后要進一步完善和拓展“中國模式”也要發揮“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我很欣賞鄧小平1987年11月接見外賓時講的一段很有氣勢的話：“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

房寧：“摸著石頭過河”與自覺按規律辦事不矛盾。我們的發展框架有了，方向明確了，也積累了很多有益做法，但還要繼續“摸”下去。

胡星斗：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確實少有理論、戰略，缺少精心設計，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與盲目性共存的特點。正因為盲目性的存在，產生了市場經濟的某種扭曲、公權力的過度擴張、腐敗與道德墮落。而“中國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意味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我們又不能盲目樂觀，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如腐敗、貧富差距、壟斷、道德等還要依靠不斷地創新“中國模式”，在“中國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義、公平等和諧社會應有之義。

《瞭望》：放眼60年，中國的獨特發展道路主要是建構、設計出來的，還是在實踐中摸索、被“逼”出來的？

房寧：后發國家在民族振興意識萌發之時，都會有建構，中國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有建構的因素。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在實踐中摸索、試錯、創新、發展。可以說，前一階段建構的色彩濃一些，后一階段探索的色彩濃一些。

馬振崗：中國發展道路的立足點，是實事求是和獨立自主。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強調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彼M而明確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毫無疑義，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認真借鑒了各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也包括參考吸納了西方發展模式中的積極成分。

權利與權力

《瞭望》：從房所長您前面說的兩個角度看，如何評價新中國前30年？集中權力的色彩是否更重于保障權利？

房寧：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重點。前30年辦了兩件大事，一、形成了民族國家，中國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就像普京當俄羅斯總統時提出的“主權民主”那樣，很多西方人對此不理解。二、凝聚了全國人民。以前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被組織起來，人民受到訓練，包括知識文化進步、精神面貌改善、組織紀律加強等。這兩點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瞭望》：西方在研究中國時，普遍認可經濟成就，但對政治制度有爭議，您怎么看？

嚴書翰：西方學者、政要在研究“中國模式”時爭論最大的是對我國的政治體制的看法，這是事實。這里頭原因很多，其中中西方國情不同，研究者價值觀對立和中西文化背景有差異是主要原因。別指望短期內就能消失。關鍵是我們對自已的制度選擇要有信心，要有底氣。別人的議論是次要的。我在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課時常舉兩個案例：一、一位發展中國家的首腦對溫總理說，他佩服中國兩點，一是不搬西方民主制度，中國社會照樣發展；二是不搞新自由主義，中國經濟照樣發展。二、在克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政府主導經濟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各國學者、政要對此幾乎已成共識。

《瞭望》：對政治主導經濟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關于地方政府，有的認為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有的說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腐敗橫行、經濟結構失衡的源頭。您怎么看？

胡星斗：經濟學中有“諾斯悖論”，指的是政府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又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力。諾斯悖論同樣適用于中國，政府過多地介入市場，一方面促成了經濟奇跡，另一方面導致尋租等問題。未來中國要進一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決特權、腐敗、壟斷、官德敗壞、官商勾結、官僚主義、弱勢群體等問題。必須建立權力分立的制度，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交給不同的人或組織掌握，讓法院、檢察、反貪、審計、監察、信訪等部門與行政保持相對獨立性，以對弱勢群體進行有效的權利救濟、司法救濟，而不能只搞自我監督、同體監督，否則必然造成嚴重的腐敗、社會的不公正、道德的淪落。

　　房寧：以前，鄉鎮企業火的時候，幾乎每個農民企業家的背后都有政府、官員的幫助。現在，幾乎每個腐敗干部的背后都有老板的影子。一方面，政府對市場經濟有很大推動，這是我們成功的地方。另一方面，官商離得太近，涉及太深，也成了問題。以前，政府較多介入經濟生產是必經之路，現在，市場經濟、法治環境都較健全，政府不宜再過多介入，而應主要在外邊間接服務。這個不光是中國，日韓等都有這個經驗教訓。

《瞭望》：這么一來，是否意味著您所說的“集中權力”的特點會有所弱化、改變？

房寧：可以這么說。集中是階段性特點，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權力會轉型。成功的體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危機中提升形象

《瞭望》：金融危機與全球格局變化更有利于“中國模式”的成熟，是原有結構定型，還是有所變革，抑或兼而有之？

嚴書翰：應當說，當前還在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世界各國無一幸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別。這場危機也考驗著“中國模式”。我欣賞“倒逼機制”的提法。國際金融危機也倒逼著我們要不斷完善和調整中國模式。比如，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我們不能只看到成績，看不到未解決的問題。與市場經濟結合包括與國際市場經濟體系接軌，并不是加入WTO就自然而然解決了問題，這方面我們是有吃虧的教訓的。

房寧：一方面要堅持我們好的做法，比如注重監管、注重實業。另一方面也要把危機當成機遇，去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秩序。“黑爪子干活，白爪子抓錢”，這種不平等、不合理、不道德的經濟秩序不能長存下去了。

在全球化中，中國的貢獻遠大于獲得，給全世界打工，供應全世界的生活必需品，付出了勞動力、資源、環境的巨大代價。但這在以前也沒有辦法，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只能用這種方式。

胡星斗：金融危機凸顯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模式”因此也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和青睞。以前就有“北京共識”之說，但我們認為“北京共識”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北京共識”并非過度強調政府，“華盛頓共識”也并非過度依賴市場，美國現在越來越重視發揮政府的作用，中國越來越重視建立“有限政府”。

《瞭望》：危機對中國國際地位與形象的影響如何？

馬振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在英國當大使，很明顯地感到那是中國國際形象變化的一個轉折點。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并采取一系列的積極措施和政策，履行了一個大國的責任。當時在外交場合，我經常聽到英國官員、銀行家、學者對中國的好評。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更體現了這一點。中國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國際上較早地提出要建立信心，呼吁各國合作共克時艱，照顧發展中國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應對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積極認真作為，受到世界廣泛的承認和贊賞。

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出色表現改變了不少人對中國的看法。也許經過當前這場全球性的嚴重的金融危機，更多國家和人們能對中國有一個更加全面、更加準確的認識。對我們中國人來講，現在需要的是保持冷靜的心態，實事求是地估計中國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觀地對待外界的評述。對待這次金融危機，我認為一是要“盡力”，二是要“量力”。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充當世界的“救世主”，當前最重要的是把我們中國自己的事辦好。只有努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也才能為世界作出貢獻。

中國式“普適”價值

《瞭望》：一百多年來師法西方的中國，現在反過來能否給危機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啟示？外來普適價值中國化的同時，中國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適價值？

嚴書翰：中國能否給危機中的全球提供啟示，這是個很熱門的話題。對此，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也就是說“中國模式”對世界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能給別國提供啟示這也不必懷疑。但不能講過頭話，即仍然要實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強調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要強調首先把自己的事辦好。不能輕率地說“為發生金融危機的世界指明方向”這類話。

當前對普適價值的爭論很熱烈。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要講兩句話，即“兩點論”：一是堅決不同意西方國家中的一些人把他們的某些價值加以包裝，就變成普適價值向全世界推銷。這里面確實存在在話語上搞“霸權”的事實。二是我們不能因此輕率地否定普適價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適價值這個提法。千萬不要把普適價值的提法拱手讓給別人，這方面我們是有過教訓的。比如，曾經把人道主義、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胡星斗：普適價值應當與中國價值互補，或者說普適價值中就應當包括中國價值。文化價值無所謂優劣、好壞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長期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觀、方法論等的集合。對文化可以有多種評判標準，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義標準、功利主義標準，等等。對于西方文化價值和中華文化價值，取舍揚棄的原則應當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和發展，是否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適價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科學、效率等之外，還應當包括中華價值之氣節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會道義感、使命感、責任感、愛國主義精神、艱苦奮斗、尊師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學習，過去中國很落后，需要學習西方；現在我們似乎強大了，同樣也要學習西方，因為我們的體制還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具有先發的優勢，但是也需要向中國智慧學習，尤其要學習中國人對和平、和諧的追求。

房寧：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啟示，比如金融監管方面，美國也在危機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樣，而中國則有望跨過“卡夫丁峽谷”。

中國經驗主要是對第三世界有啟發，因為發展背景、階段、條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義，美國道路別人走不了，但中國道路，第三世界國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瞭望》：如果有第三世界國家政界、學者來中國取經，您會給什么具體建議？

房寧：一、從本國國情、歷史條件出發，把他國好的做法與本國實際相結合。二、給人民以權利和自由，適度集中權力。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擴大人民的權利。三、中國式協商政治求同存異，求最大公約數，比競爭性選舉更適合工業化初期國家。在社會矛盾較多時期，民主應更側重于協商、監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瞭望》：熱議中國時是否需要提防“捧殺”中國？當前中國的自信心上來了，如何自省呢？

嚴書翰：有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據說很暢銷。我相信還會有人寫另一本書，叫《世界是復雜的》。當今世界確實復雜。就以對“中國模式”的議論中種種觀點都有。真心羨慕高興者有之，鼓吹“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殺中國的意圖。關鍵是我們自己要頭腦清醒。

房寧：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靜頭腦。做個簡單的對比，東京城鐵、地鐵有四十多條，北京地鐵數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爾漢江上有二十多座橋，上海黃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還大得很。中國的現代化已初具模樣，但下面的“細活”還多著呢。內部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外面還有搗亂的、防堵的，接下來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盡力說英文，因為說普通話被人看不起；現在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世界各地，我們中國人都挺直了腰板，說普通話、中國話是榮耀。

中國模式讓中國人獲得了自信，但是我認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們的不足，國家才能進步；否則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奇跡可能曇花一現，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都有深刻的經驗教訓。

無論國際上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模式論”，我們都要頭腦冷靜，正視自己的優點與缺點。特別是要認識到，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收入很低，產業低級化，產品低端化，缺少自己的核心技術、品牌；我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資源、環境、社會、道德等種種問題，這些不能僅僅依靠“中國模式”來解決，而要學習發達國家的模式。所以，確實需要防止捧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