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氣候變化正在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今年底哥本哈根會議，各國的領袖要聚集在一起討論減排的問題，討論減排與氣候變化的影響。面對日益逼近的滅頂之災，對于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記者采訪了世界自然基金會項目主任楊富強先生。

　　記者：您認為我們國家為什么提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兩大國策？

　　楊富強：我們是這么認識的，中國人口多，是不爭的事實，人均資源少，導致了當時國家提出來把節能放在首位，如果再這樣浪費下去，恐怕我們的資源就不能支持再生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2000年以后，能源的消費對我們的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大家對此都很清楚，當時我們又提出來能源和環境要平衡發展。能源畢竟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就是為什么提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兩大國策。

　　記者：您認為這個認識夠不夠呢？

　　楊富強：不夠，人對自然的認識一步步深入，現在對人類最大的威脅是氣候變化。人是地球上最聰明的，是幾百萬年里面，地球生存17億年來優化的生物，但是卻在掘自己的墳墓，氣候變化現在才認識到。對我們的水資源、自然資源、生態都有很大的破壞。中國氣候變化沒有做好的話，這些都做不好，生物種類每天都在滅絕很多種，將來我們的水資源沒有了，我們養育了亞太10億人口，現在冰川消失，將來我們的水資源越來越少。

　　記者：對于我們中國為什么特別重要呢？

　　楊富強：很多人說氣候變化是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陰謀，不對。氣候變化最受其害的是發展中國家，比如俄羅斯、加拿大，他們比我們還要往北，從凍土變成耕地，中國可以看到很多發達國家都在赤道兩邊，干旱、災害、水災、疾病。對中國是生命攸關的大事情，現在正在談判。發展中國家承認的事情不多，對于中國為什么要提出來氣候變化問題呢？中國現在是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以前老批評美國，現在自己坐上老大的位置了，很多話就不好說了，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這種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現在世界上增加的煤、油、天然氣有多少跑到中國來？最起碼是3/4。

　　很多人說油價、價格，中國因素不可忽視，這是事實。供需關系拉動價格改變，這里面有很多炒作的問題。經濟層面是決定因素的。我們的城市化在發展，2000年的時候，碳排放還在世界人均的下面，僅僅幾年，就基本上已經達到平均水平還要高。城市消費的能源，比如說上海比東京還高。大家可以想想城市化的水平這么快。這里面要求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事情是大的。中國要應對這樣的氣候變化，現在我們在談判，我剛從第三次波黑會議回來，談判要求發達國家要減排。中國領導人也會出席一些大會，如果他說的話對世界會有重大的影響，到時候大家會看到。中國必然會對世界做出自己的承諾，通過我們的實際行動減排。

　　記者：減排對我們有什么好處？在低碳情況下，我們應該怎么做？

　　楊富強：減排推動經濟發展。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來說是不可持續的，對我們經濟面貌和思維會發生變化。我們要改變思維，這種思維也許是沖擊性的思維。比如說科學發展觀是硬道理，這是很重要的。發展還是要的，第幾位都好，但是不能在任何場合下都說是硬道理。思維要與時俱進，低碳經濟在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必然要對我們的政策、思維和生活方式帶來很大的沖擊。

　　城市怎么樣走低碳生態型的城市呢？我們的建筑、公共交通、衣食住行都怎么低碳化呢？中國不會走到像美國和歐洲那樣97%的城市人口，鄉村人口是大的挑戰，這是自下而上的，沒有農村的低碳鄉村，中國的低碳社會和低碳經濟走不通。這里面有兩大碰撞，一個是現代文明的碰撞和中國古老智慧的碰撞。這兩個碰撞固有輸贏，不能說中國的智慧老占上風，中國的智慧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我們古代文明有正反兩方面，經濟發展這么快，外面人看什么呢？中國人人都想擺脫貧困，人人都想發家致富。孟加拉幸福指數最高，但是最貧窮。我們想利用現代文明的東西，當我和布萊爾在講話的時候，我們怎么改變人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他老是回答用技術解決，他是西方文明的思維方式。中國方式是什么？我們要自己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惜物，采取天人合一，這兩個文明碰撞的時候，會爆發出什么火花呢？

　　在生活和消費的方式上，我們怎么利用技術的發展，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這些結合起來，才能使我們走低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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