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國前環境部長，現政府氣候變化大使布魯斯•拉龍德來訪，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以煤炭技術領先于世界發展；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以液態燃油技術左右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將以可再生能源技術引領世界未來。聽著“感覺”特別好，中華民族不僅復興，而且稱雄，技術路線就是可再生能源。但仔細一想，似乎并不那么簡單。蒸汽機的發明，使煤炭的大規模商業利用成為工業化的基本動力；石油性能優于煤炭，取而代之實屬必然；可再生能源在可預見的未來，成本高昂，杯水車薪，若取代石油，實不敢想象。
由此聯想到中美能源合作：美國人的石油時代能夠轉向中國人的可再生能源世紀嗎？從美國方面看，為應對經濟危機，奧巴馬政府大力投資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能源部長和國務卿先后來華，極力倡導中美可再生能源合作。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明確可再生能源為中美合作的重要領域。美國的高級智庫“亞洲學會”和“布魯金斯學會”等紛紛建言，繪制中美能源合作的路線圖，共同應對能源與氣候危機。中國官方和一些學術機構對此也態度積極——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及中國目前突出的環境危機，此舉看來一箭多雕。
近一年來，美國學界頻頻拋出“兩國集團(G2)”的概念，意在中美兩強聯手，共建世界新秩序。從經濟上，按購買力平價計，美中在世界上數一數二；能源消費上，中國已超過歐盟二十七國的總和，低于美國約1/5，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必然超過美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上，中國已超過美國，兩國一起，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40％以上。從石油的進口與消費上，顯然也是美國第一，中國第二；在汽車消費方面，中國的汽車市場有望超過美國。
不僅如此，美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一直打壓拉攏中國參與國際減排協定。小布什2001年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一個理由就是中國沒有參與減排承諾。奧巴馬政府在哥本哈根氣候協定的談判中，一再要求必須包括中國這樣的排放大國。美國國會通過的清潔能源法案，甚至將產品貿易與溫室氣體排放掛鉤。中國則強調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要求發達國家率先垂范，但也表示要積極采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如此看來，中美能源合作，政治上看應該是一路高歌，勢在必行。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經濟和技術層面上的合作，是否會出現“猛進”的局面呢？答案顯然不容樂觀。原因在于，首先，美中能源合作，口惠而實不至。應該說，美國技術先進，能源效率高，資金充裕，可以幫助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但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對中國有實際的經濟和技術援助。納稅人的錢，由國會說了算，白宮沒有多少發言權。美中對話、雙邊協定、機制不可謂不多，但幾乎都是紙上談兵，沒有實際內容。中國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亞太清潔發展伙伴計劃”和“主要經濟體會議”，只有雷聲，沒有雨點。美國強調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市場交易，反對政府干預。但同時，美國又限制所謂“軍事目的”的技術出口。
第二，中國所處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不可能依賴可再生能源來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除水能外，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的能源密度低，而且不穩定，不可能作為需要大量且穩定供給的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基礎能源。另一方面，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這些新興可再生能源，技術上尚不成熟，經濟上成本高昂。作為一個資金、技術和管理技能均較為缺乏的發展中國家，顯然也難以大規模商業開發利用。
中美能源合作，在經濟與技術上不能“猛進”，但并不意味著不能前行。實際上，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廣闊。
首先，中美能源合作并不局限于可再生能源。中美對國際石油市場的依賴程度高，石油的安全供給，尤其是海上運輸和陸上管道運輸，中美需要聯手應對。中國大力發展核電，也需要與美國共享生產與安全方面的技術。
第二，能源效率技術合作，也有著廣闊的前景。例如，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與消費國，有巨大的市場作保證，在汽車燃油效率等能效技術的合作能使雙方受益。
第三，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盡管大規模商業合作時機尚不成熟，但合作研究與開發潛力依然巨大。美國承諾在2020年比2005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17％，在2050年比2005年減少83％，壓力巨大。中國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也已經樹大招風?？稍偕茉礊榱闾寄茉?，合作研發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
第四，中美在一些技術前景尚不明確的領域，通過合作可以加速研發進程。例如氫能技術、碳捕獲與埋存技術。雙方可以共同投資研發，共享知識產權和收益。
第五，除硬技術外，美國的許多管理體制與機制經驗也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例如美國的排放貿易制度安排，將管制與市場有機結合，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贏。
中美能源合作有可行空間，但也要注意避免各種誤區。首先是獲得美國提供的“免費午餐”。美國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以及美中戰略競爭伙伴關系的定位，決定了美國與中國的能源合作只能是平等互惠的，美國人不可能在資金與技術上提供免費午餐，幫助競爭對手。我們需要自力更生，不卑不亢，合作共贏。
其次，開展中美能源合作，要抓住機遇，“大干快上”。事物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可再生能源的技術開發和商業性推廣有一個過程，需要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發達經濟體已完成工業化進程，經濟技術能力較強，開發利用新能源屬于錦上添花，不會影響社會發展進程。但中國則不然，高昂的成本，微不足道的能源生產量，而且還不穩定。盲目“大干快上”，并不符合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還可能延緩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再次，中美“雙雄”主導世界。美國人提出了“兩國集團”的概念，而且中美在許多方面似乎表現出“強強聯手”的合作局面。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不論從哪一方面講，中國均不足以與美國“稱兄道弟”，一旦上了這條船，就可能下不來。而且，以中國的發展實力和需要，也沒有必要去稱雄。此外，國際社會對這一可能的“雙雄”局面持警惕態度。法國氣候變化大使拉龍德明確表示，中美能源與氣候變化合作如此親近，讓歐洲覺得“受到了孤立”。其實，中美合作就是一個普通的雙邊合作，與中歐合作、中日合作、中非合作沒有實質的區別。
第四，可再生能源技術是“爭奪世界競爭力的王牌”。我們一定要主動競爭，防止被美國拉下。可再生能源技術需要投入，但不能不顧實際能力與需求。促進發展，增強國力是最大的競爭力，可再生能源技術只是綜合競爭力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五，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領域，中國應美國之邀或受其壓力，“承諾減排限量”。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是要根據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技術、資源狀況采取行動，低碳發展，不宜作出量化承諾。
中美能源合作，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政治和戰略層面，中國可以而且也應該響應美國的合作動議。但在經濟與技術層面，不可能而且也應該避免“猛進”或“大躍進”，需要謹慎前行。中美能源合作的政治屬性，對于經濟與技術聯手，顯然也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經濟與技術合作共贏，可能進一步推動政治互信。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迎接全球氣候的挑戰，中美能源合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但還要創造條件，不斷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