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鳴站在機遇與尷尬的十字路口。

　　這位中國知名民營企業——皇明太陽能集團的董事長，不久前在北京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主辦的“低碳企業創新論壇”上說，由于沒有足夠的準備，很多企業發現自己嘴大肚子小。

　　皇明太陽能集團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制造商。但是黃鳴卻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最近國家出臺一個新政策，投入100個億幫助100個縣市推廣太陽能和建筑結合，結果發現中國沒有設計院、規劃院可以來完成。而皇明只有一個太陽能設計院，只有不到100個人，要面對100個城市上億平方米的建設規劃設計任務，他們沒法承擔。

　　事實上，這并不是黃鳴個人的尷尬，這是所有中國企業在低碳時代集體競爭力的尷尬。

　　創造低碳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現在還不關心氣候變化，套用一句娃哈哈的廣告詞，對不起，你“OUT”了。

　　今年年底聯合國氣候峰會要在哥本哈根舉行；奧巴馬上臺之后，中美之間關于氣候變化和能源、環保議題的高層對話緊鑼密鼓；低碳經濟成為拯救世界金融危機的新藥方，各國相繼推出綠色救市計劃……

　　根據匯豐銀行的計算，中國在4萬億救市計劃當中的34%，相當于2010億美元投到與綠色產業、新能源相關的領域。 2008年投資中國大陸新能源和清潔技術的風投資金達到13億美金，被投企業55個，都比2007年的數據翻了一番以上。

　　其實，皇明是一直身體力行走在政策前面的。黃鳴介紹說，皇明在很多地方都非常嚴謹，但有一件事情是老板拍腦袋決定，就是在太陽能熱利用的所有研究領域，老板說投多少就投多少。“我從不算賬，但結果都投對了。因為這些領域都是空白。”黃鳴說，這些投入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一個太陽能熱發電項目，全球僅皇明一家能做，不管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家招標，都找不到第二個競爭者。

　　而歐洲太陽能熱利用產業起步比中國早十幾年，現在卻遠遠落后于中國。“為什么？就是因為依賴。”黃鳴介紹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歐洲大力推廣太陽能，但石油危機一過，政策沒有了，太陽能設備都爛在了樓頂上。而現在協會、企業一邊罵政府一邊罵銀行，等著政府再給政策。“這是一個悲劇。”黃鳴說。

　　作為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他希望改變一些現狀。他對《浙商》記者說，要讓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低碳的，“我每次到北京來都是坐火車，開人代會的時候，到各個新聞媒體，尤其是從南到北，基本上都是坐地鐵。”

　　低碳經濟的成本悖論

　　低碳經濟是不是一個經濟上高投入技術上高風險的領域？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爵士的報告認為，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很可能達到全球每年GDP的5%-20%，尤其對發展中國家影響更為嚴重。但如果現在就去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所需成本僅為全球每年GDP的1%。

　　而根據麥肯錫的研究表明，約75%的減排能通過非技術措施，或現有成熟技術措施實現，約25%的減排潛力在其整個生命周期中成本為零，甚至為負。

　　在這場低碳企業創新論壇上， WWF氣候變化與能源項目主任陳冬梅承認，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成本是現實問題。

　　面對企業代表對低碳經濟高成本的顧慮，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副總裁李躍明確表示，“節能減排是成本收回最快的投資。”

　　李躍算了幾筆賬：“我們今年投2.3個億安裝了一種智能窄頻開關，年節電1.8億度，一年半就能收回投資。我們給機站安裝智能通風系統，投入2.4個億，年節電8000萬度，三年回收(成本)。投入4400萬安裝100萬支節能燈，一年減少用電2000萬度，最多兩年回收成本。我想問，現在能有什么項目有這么高的投入產出比？”

　　據氣候組織8月新鮮出爐的《中國的低碳商機》報告稱，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風力發電裝機增長最快的國家，是世界最大的光伏組件出口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的生產國和消費國。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綠色巨人中，中國內地占17席，其中11人從事太陽能產業。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唱響中國企業低碳發展之音”項目對6個行業12家中國企業的案例研究，同力水泥(11.21,-0.14,-1.23%)2006年以來投入2800多萬元實施余熱發電工程和40余項技術改造，取得了1.04億元的經濟收益，相當于其全年銷售收入的4.4%，全年凈利潤的50%。

　　在WWF氣候變化與能源項目主任陳冬梅看來，信息通信技術行業有望在十年后像今天的太陽能一樣，成為低碳經濟騰飛的引擎，到2020年，僅用ICT實現電機系統優化一項就能幫中國減少2億噸CO2排放，相當于荷蘭一個國家在2006年的排放總量。

　　低碳時代的創新風險與競爭力

　　除去對于成本的疑慮，WWF氣候變化與能源項目主任陳冬梅對《浙商》記者表示，技術信息、市場融資總是偏向大中型企業，無論是生產流程改造、產品升級轉型還是新技術研發，中小型企業都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和挑戰。但同時陳冬梅認為，中小企業并非無可作為，它們可以發揮靈活、敏銳的優勢，在低碳經濟大潮中捕捉商機。

　　在印度，不懂任何技術的農村婦女就可以邊帶孩子邊在家創業，從事村莊家庭蓄電池電站的維護工作。誰家的電站出了問題，這些婦女作為大能源公司延伸的抓手，幫助聯絡技術人員。

　　“這樣的商機現在遍地都是，”陳冬梅提示道，“比如北京、深圳等試點城市都在推動電動汽車的政府采購，城市里的電池更換業務誰來做？它不需要你購買電池或設備，主要是網絡管理，中小企業就可以做。”另外，為大企業的低碳轉型提供服務，本身就能產生很多商業機會，“低碳服務業將會興起”。

　　近期法國、美國相繼提出碳關稅的設想，給中國企業敲響了警鐘：發達國家間可能形成“低碳共同體”，設置碳排放國際規則和貿易措施，形成“中國制造”走出去的新壁壘。歐洲的一些超市開始推行商品的碳排放標識。消費者的行為選擇必然最終傳導到商品的生產過程，高排放高耗能的生產方式會被市場拒之門外。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教授在接受《浙商》雜志采訪時說，今后企業的競爭，本質上是碳生產率的競爭，也就是單位二氧化碳能產生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