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17日，美國兩位華裔部長，即能源部部長朱棣文將與商務部部長駱家輝，首次聯袂訪華，尋找中美在清潔能源領域廣闊的互惠前景與合作關系。

　　此前幾周，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又稱《瓦克斯曼-馬凱氣候變化議案》。如果該議案最終成功立法，就意味著一套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機制將被設立。它甚至可能包含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嚴厲條款。隨后，中國國內學者一片反對聲，甚至有人預測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起來反對。

　　可以說，這些意見多少是缺乏深謀遠慮或深入研究的結果。中國其實未必要在美國碳關稅問題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而完全忽略自身的主動性。

　　首先，低碳化是大勢所趨。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簽訂，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署，再到2005年該議定書正式生效，低碳經濟逐漸步入歷史舞臺。今年12月將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會上各國將就《京都議定書》到期（2012年）以后的碳減排義務達成新協議。削減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已成為共識。

　　就具體行動來講，歐盟已把低碳經濟作為未來發展方向，提出了三個20%的目標：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0%，一次能源消耗量減少20%，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20%。美國出臺《新能源法》，加快可再生生物能開發，《氣候安全法案》將在全美引入“限排交易體系”。日本則承諾，到 2050年減排60%～80%，建立核證減排量交易市場。中印等發展中國家也已制定有關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和計劃。

　　就是說，世界經濟在歷經工業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化已成世界經濟的大勢。

　　其次，低碳化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發達國家要緊張得多，資源稟賦與人口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呼吁經濟結構的升級與轉型，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并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中長期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GDP總量占到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為此消耗的標準煤、鋼材和水泥，分別約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中國現在經濟增長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

　　據計算，中國現在每百萬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是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國一噸煤產生的效率僅相當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高投入、高消耗必然帶來高污染和低效益。同時，中國已近1/3的國土被酸雨污染。

　　我們不可能模仿發達國家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這就是說，碳關稅將成為中國及相關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外部壓力，這未必全是壞事。在將壓力變成動力的同時，自身也要加大碳稅征收的力度，實現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轉變。

　　第三，低碳化對中國總體上講利大于弊。實際上，美國自身與中國也面臨相同的問題：高排放量及相關企業可能受重創。這也是美國前總統布什一直拒簽《京都議定書》的原因。在美國國內環保主義蔚然成風的情況下，現奧巴馬政府積極推動國會對氣候問題進行立法，依然困難重重，在眾院也是涉險過關。

　　最后，征收碳稅是最具市場效率的經濟措施，受到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的推崇。目前丹 麥、芬蘭、荷蘭、挪威、意大利、瑞典以及美國和加拿大部分地區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已征收碳稅。中國跟上國際減排潮流也是樹立國家形象的需要，這比拿出大筆錢進行對外形象宣傳要有效得多。即便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也無法否認拒簽京都議定書讓自己形象大大受損。更為關鍵的是，如果中美等資源消費大國走上低碳經濟之路，世界上油氣、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將會大幅下降，廉價的資源又反過來進一步有利于促進中國自身的發展，更不用說碳交易及其相關技術形成的產業鏈所帶來的收益了。

　　當前，低碳化已成世界經濟新趨勢，減排問題上，中國應在維護自身長遠利益的基礎上有所作為。因為這是事關“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大業，事關人類的未來命運。當然，認同低碳化并不等于認同美方的碳關稅。中國應毫不猶豫地占據道德高地及話語權，展現大國的責任與勇氣，同時提出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與主張，力促全球減排國際規則的制定與通過，以實現中美在全球合作中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