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本次會議將是一次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會議，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將以氣候變化為話題，繼《京都議定書》之后通過談判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作出新的安排。

　　CO2減排的方案，實際上是對各國經濟發展結構或格局進行的一次調整。在這次談判中，中國將面臨巨大壓力，需要應對來自發達國家越來越高漲的要求減排的壓力。而中國正值經濟發展高峰時期，目前的發展階段決定了不可能創造一夜之間減排的神話，若承諾減排，勢必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乃至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因此，在本輪談判中，中國在減排問題上作何姿態？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來自多方的減排談判圍剿？又該怎樣爭取排放權，贏得國家的發展權？最近，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帶領課題組開展了一系列研究，撰寫了《2050年大氣CO2濃度控制：各國排放權計算》一文(發表在《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9年第39卷第8期1009～1027頁)，不僅找到了發達國家CO2排放各歷史階段的詳盡數據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而且為本次談判爭取我國的發展權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排放權即發展權

　　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工業的高速發展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而工業的高速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CO2的大量排放。

　　丁仲禮課題組查證發現，有史以來，發達國家都出現過人均CO2排放的高峰期。美國在1973年、英國在1971年、德國和法國在1979年分別達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開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變。在高速發展過程中，美國在1901～1910年的人均CO2年排放增長率平均為5.04%，德國在1947～1957年為9.89%，日本在1960～1970年高達11.98%。也就是說，任何國家從不發達進入發達這一發展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一個人均CO2排放高峰期的現象。因此，要發展就難免不排放，排放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問題，排放權即發展權。

　　然而，如今正值發展中國家努力發展經濟的時代，發達國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便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由提出了CO2總量減排的方案，其背后有著深厚的政治經濟背景。

　　人們或許不知道，IPCC關于CO2濃度的升高將導致全球氣溫升高2.5℃的預估，只是一部分氣象學家通過多個模式模擬計算結果的平均值。這種可能性在科學界尚存在諸多爭議與質疑，并非一個公認的絕對肯定發生的事件。如有地質學家認為，地球溫度的變化與太陽活動有關，與地球經歷的冰期和間冰期也有直接關聯等等，并非完全由人類活動所引起，即人類活動不是地球溫度升高的唯一起因。截至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位科學家真正弄清楚了地球溫度升高所有因素之間的權重關系。但“人類活動導致地球溫度升高”得到了廣泛宣傳，并為全社會所接受，從而成為各國之間的政治外交議題。

　　丁仲禮說：“將溫度升高與大氣中的CO2濃度嚴格對應起來，在科學上缺少堅實依據。”

　　發達國家何以將氣候變化需要減排CO2作為談判話題？何以將一個在科學上存在爭議的問題推上談判桌？“醉翁之意不在地球溫度的升高，而在控制他國經濟形態”。其真實意圖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固化全球各國現有貧富格局，從而為本國謀求更多利益。國人有必要在更深層次了解情況，只有在談判中爭取更多的排放權，才能捍衛國家的發展權。

　　人均累計排放最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地球空間無疑是人類的一個公共系統，大氣則是人人享有的公共資源，其中任何物質的使用或分配亦屬天賦人權，包括向其中輸入的成分，也應體現人人均等，方可體現世界的公平與正義。因此，大氣中CO2的含量，有必要算一算歷史賬，看一看各個國家人均累計排放的數量，才能確定各國未來應怎樣控制排放量。

　　丁仲禮課題組統計研究顯示，各國人均累計CO2的排放量隨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發達國家在1960年，人均累計排放量已很高。其中，美國為234.48tC(噸碳)，英國為177.17tC，加拿大為149.49tC，法國為73.56tC。而中國從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計排放量為24.14tC，大致相當于美國或英國1900～1907年這8年的人均累計排放量。

　　與此相對應，中國截止到2005年，人均GDP值還遠未達到發達國家在1960年已達到的水平。日本雖然到1960年的人均累計排放只有22.31tC，但與其經濟快速發展同步，人均累計排放到2005年已增加了4.16倍。

　　如果大氣溫度升高與CO2排放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控制大氣中CO2的濃度是每個國家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也應落實《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責權關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世界資源研究所統計，大氣中現存CO2排放中，約70%至80%是由發達國家產生的。富裕國家在排放總量中占主要部分，從工業化時代開始所排放的每10噸CO2中，約有7噸是發達國家排放的。英國和美國的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CO2，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噸。因此，一個自然的結論是：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直接導致了地球氣溫的升高。

　　可是，發達國家在向地球空間排放了上百年溫室氣體后，導致了一個預想的可怕后果，現在卻強烈要求發展中國家與其一起共同承擔歷史責任。眾所周知，美國作為長期碳排放的第一大國，拒絕了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且表示在《京都議定書》到期后重返談判桌必須攜帶附加條件：中國提出減排目標。英國緊隨其后，在2008年6月27日，由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主持的《打破氣候變化僵局：低碳未來的全球協議》在日本東京發布，報告指出：“為了避免極端氣候風險，所有國家都應調整其國民經濟結構并減少CO2排放量，僅僅有發達國家的承諾是不夠的。”

　　完全不承擔歷史責任，何等霸道！

　　國際談判的責任體系是“配額”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CO2，造成大氣濃度的升高，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設定一個排放控制的濃度，人類排放的CO2額度即可設定。但不管采取什么樣的減排方案，都應該在這個額度中做文章。

　　丁仲禮介紹，國際上對控制大氣CO2濃度的途徑，目前有兩大類觀點，一類強調減排，另一類強調排放配額分配。前者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宣傳。雖然這兩種途徑沒有本質區別，都以降低排放強度為目的，但在操作層面上，二者有很大不同：減排以某年為基準，此后逐年減少排放量；排放配額則以某個時間段為單位，分配此時間段內各國可排放的額度，至于如何實現最終排放不超過此額度，則可由各國靈活掌握。談判中，如果以“減排”作為談判議題，并由此構建國際責任體系，就勢必會掩蓋各國歷史排放與人均排放的巨大差異。只有把排放配額分配作為談判議題，才能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充分考慮歷史和現實諸因素，才能體現“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和公平正義準則。

　　談判桌上的話語表達，其背后是各國經濟利益的保護措施，而談判策略與技巧來自于科學研究的角度和深度。丁仲禮課題組研究表明，當國際氣候框架與美國國內經濟發展出現沖突時，氣候政策亦開始了以保障國內經濟發展和企業利益的調整，美國關于全球變化的研究也針對這些調整，不斷修正研究方向和關注重點。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領導者，并為國際全球變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但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開始改變：老布什政府在國際舞臺上表現得行動遲緩；克林頓政府所實施的是在國際上積極、國內消極的氣候政策；而小布什政府在全球變化問題上表現得更為猶豫，在國內指示有關部門開展有關“全球變化與全球變暖是否真正存在”、“《京都議定書》將大多數國家排除在協議之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是否可以有《京都議定書》之外的把‘全世界’納入減排事務中的溫室氣體減排方案”等研究，從而構建起有利于美國經濟發展的《京都議定書》的替代方案――《晴朗天空與全球氣候變化行動》。

　　故此，中國有必要爭取在談判桌上用配額說話，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