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1959年

鄭州會議和調整人民公社體制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部分中央領導人與部分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劃清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界限。毛澤東明確指出，價值法則是客觀存在的法則，我們對于社會產品只能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社與隊、隊與隊、社與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只能是買賣關系，必須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提出了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問題，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規定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鄭州會議對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出現的混亂狀況，起到了積極作用，使生產隊有了自主權、所有權，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共產風”的發展，基本解決了公社內部各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黔桂鐵路通車

1959年2月7日，全長605公里的黔桂鐵路建成通車。它起點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柳州市，終點是貴州省的省會貴陽市。這條線路柳州到金城江段是解放前修的，金城江到都勻段是修復工程，已在1956年底通車，都勻到貴陽段是新建工程，全長145公里。黔桂鐵路通車時間整整比原計劃提前了半年。黔桂鐵路是通往貴州省會貴陽的第一條鐵路，它連接構成全國鐵路體系之一的湘桂線，使邊遠的貴州山區同全國各地緊密地聯系起來，對發展貴州的工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西藏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平定達賴集團在拉薩發動的叛亂，發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草案）》，指出必須發動人民群眾，實行民主改革，引導西藏走社會主義道路。6月28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推開了西藏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分幾步進行，首先進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然后再分配土地。對參加叛亂的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實行沒收，對未參加叛亂的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生產資料進行贖買。西藏民主改革用了兩年時間基本完成，促進了當地生產的發展。

1960年

自然災害

1959到1961年我國遭受了相當嚴重的自然災害，特別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災年。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從1959年到1961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后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加上當時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損失。

蘇聯中斷合同、撤走專家

1960年初，中蘇關系惡化。7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交照會，指出中國向蘇聯專家散發《列寧主義萬歲》小冊子，是將“自己觀點強加于蘇聯專家”，是對蘇聯專家勞動的“公開的不尊重”，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和顧問。7月25日，不等中國答復，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說，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將于7月28日到9月1日離境，并終止派遣按照協議應派出的900名專家。7月31日，中國政府復照會蘇聯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撤走專家的決定，并表示愿意挽留在華工作的未到期的專家。但是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照會不予理會，在1個月內撤走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中斷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議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許多重要設備和物資的供應。[page]

1961年

國民經濟調整

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正式確定了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重點是調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及有關政策，加強農業戰線，恢復發展農業生產；二，堅決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停建緩建一批施工項目，提高經濟效率；三，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對工業結構實行大改組、大調整，堅決關、停、并、轉了一批工業企業；四，精簡職工，縮小城鎮人口；五，加強財政、金融管理，力爭財政、信貸、物資、外匯的平衡，消滅財政赤字，穩定市場。國民經濟調整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61年初到1961年8月為調整、徘徊階段，1961年9月到1962年底為后退階段，1963年到1965年為恢復與發展階段。經過調整，工農業比例關系趨于協調，積累和消費的比率逐漸合理，1963年起財政略有盈余，到1965年調整經濟的工作基本完成。

試行包產到戶

1961年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國民經濟后，在貫徹“調整、鞏固、整頓、提高”八字方針過程中，一些省、區為克服經濟困難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4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為恢復生產，渡過難關，經毛澤東同意，率先在安徽推行“包產到田”責任制，取得明顯的績效。四川、甘肅、浙江等地的農民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生產大隊把土地以責任田的形式分給農民，農民在完成國家征購糧、各種農產品交售任務、上繳集體各項提留后，其余產品歸自己，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包產到戶一出現就引起從基層到中央的爭論。毛澤東雖然支持安徽試行包產到戶，但并沒有在全國推廣之意。他主持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后，認為已經解決了農村的生產關系。另外，毛澤東覺察到包產到戶最終將瓦解集體經濟，產生個體經濟，于是，在1962年8月中央會議和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對包產到戶提出批評。包產到戶被當作“刮資本主義單干風”、“復辟倒退”受到批判，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被迫中止。

1962年

七千人大會

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部隊的負責人共有7000多人參加會議，故稱為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是在貫徹八字方針取得初步成效，但經濟形勢仍未根本好轉，為發揚黨內民主，統一思想認識，總結經驗教訓，迅速恢復經濟而召開的。大會指出了“大躍進”以來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錯誤，如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工農業生產指標太高，積累與消費、各經濟部門的比例不協調，人民公社化運動刮“共產風”及平均主義，工業建設過于分散，城鎮人口發展過快等問題。大會分析了產生缺點和錯誤的原因。大會總結了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指出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必須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不能混淆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必須注重綜合平衡；必須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實行按勞分配；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大會提出了1962年經濟建設的十項任務，并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統一思想、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大會，為動員全黨貫徹八字方針，克服經濟困難，起了重要作用。但這次大會并沒有徹底糾正左傾錯誤思想。

 精簡城市人口

 為了解決職工人數急劇膨脹與農副產品供應緊張的矛盾，1962年2月7日，周恩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調整工作的重要環節。2月23日，中央決定成立“國家機關編制小組”和“中央精減小組”，領導全國精簡職工、精簡城鎮人口工作。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再次提出要把城鎮人口減少到同農業提供商品糧、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適應的程度，要求將全國職工再減少1056萬到1072萬人，城鎮人口再減少2000萬人，精減任務要在1962年、1963年內完成。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業減少職工任務基本完成。1963年6月，全國減少職工與城鎮人口的工作基本結束。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共精減職工2887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大量職工和城鎮人口下鄉，減少了商品糧的供應量，減輕了農民負擔。[page]

 1963年

 第二個科技發展規劃

 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這是建國后的第二個科技發展規劃。1956年我國曾制定了《十二年科學規劃》。1962年底，為了趕上世界先進科技水平，中共中央決定在原《十二年科學規劃》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參照世界科技發展情況，制定未來十年科技規劃。《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包括農業、工業、資源、醫藥衛生、技術科學、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科技人才隊伍建設等7個方面共70個專業和學科規劃。全部規劃有中心問題3205個，研究項目1.5萬余個，其中重點項目374個。在374個重點項目中，有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急需項目333個，占89%，基礎項目41個，占11%。第二個科技規劃的總目標是趕上20世紀60年代世界先進水平，并準備向70年代的水平過渡。在任務安排上，著重抓兩頭，打基礎。“兩頭”中一頭是農業和有關解決吃、穿、用問題的科技，另一頭是國防尖端科技。“基礎”是指基礎工業與基礎理論。第二個科技規劃對促進我國科技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在實施過程中受到“文革”的沖擊。

 城市“五反”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指示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滿實現，克服和防止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腐蝕，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一次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城市“五反”運動興起。“五反”運動先在縣（團）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物資管理部門、文教部門中進行。“五反”運動雖然對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運動的發展趨勢是突出政治。1965年后又與“四清”運動一起錯誤地提出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派”，成為“文革”的先聲。

 試辦托拉斯

 1963年9月，國民經濟開始好轉時，中央決定改革工業管理體制，逐步減少行政管理，增加經濟管理辦法，起草了關于發展工業問題的文件，認為組織托拉斯是改革工業管理體制的重要措施，但因種種原因沒有正式通過。劉少奇、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都同意試辦托拉斯。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業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華東煤炭工業公司，試辦托拉斯，4月3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準，我國試辦的第一個托拉斯企業正式成立。1964年6月，國家經委在反復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草擬了《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草稿）》。8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這一報告，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各部委黨組參照執行。國家經委方案出臺后，各種正式的托拉斯紛紛組建起來。從試辦托拉斯看，它們組建之初即著手改組生產組織，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經營管理方式，促進了設備的利用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收到了較好的經濟效果。但托拉斯在試辦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如全國或跨地區的托拉斯與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內部統一經營與的所屬企業分級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經濟管理體制的矛盾等。文革開始后，試辦托拉斯的探索即告中止。

 1964年

 工業學大慶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指出大慶油田的開發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范，提出學習大慶。1964年初，毛澤東發出“工業學大慶”的號召。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向大慶學習的號召。此后，我國工業交通戰線拉開向大慶油田學習的群眾運動。大慶油田是從1960年2月起全國27個石油廠礦、院校數千名科技人員及4萬名工人用3年時間獨立自主、艱苦奮斗建成的大油田。大慶油田產生了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精神，即“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奮發圖強、胸懷全局、忘我勞動等，成為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階級的典范。20世紀60年代中期工業學大慶達到高潮。

 農業學大寨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地處山區，自然條件惡劣，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群眾戰天斗地，修山改土，成為昔陽縣及山西省的先進集體。1964年1月19日，國務院邀請山西省代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介紹先進事跡，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社論及《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奪取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勝利之路，倡議學習大寨經驗。5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農業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底，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學大寨，并將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于是，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掀起高潮。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大寨一直是農業的一面旗幟。20世紀60年代中期學大寨的動因，是中央倡導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作風，以改變我國經濟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文革”中大寨成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大寨片面夸大政治作用，強調階級斗爭，追求“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學大寨運動也成了形式主義、階級斗爭的工具。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山西省委《關于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農業學大寨運動才正式結束。[page]

 1965年

“三線建設”

1964年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地區。1965年3月29日，中央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總指揮部，不久，又成立了西北三線建設總指揮部，大規模的以國防工業為中心的三線建設啟動。1965年8月國家建委召開搬遷會議，拉開了三線建設的序幕。“三線地區”是從戰略需要出發，將我國各地區按戰略地位的輕重，劃分出一、二、三線地區，“三線地區”就是全國的戰略大后方。三線地區包括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非邊疆省區，即四川、云南、貴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7省區的大部或全部地區以及河南、山西、湖南、湖北、廣西西部地區。三線建設開始時是以川、貴、云、陜、甘為重點，之后擴展到河南、湖南、湖北等省西部。從1965年起，東北及東南沿海的企業陸續向三線地區搬遷，到1975年11月止，三線建設掀起了兩次建設高潮，一是1965年年至1966年以修建鐵路和搬遷項目的改進與擴建為重點，但文革開始后三線建設受到沖擊。二是1969年到1971年興起的“五小工業”熱，各省區加速建設本地“小三線”。1973年后，國家在沿海地區的建設與三線地區建設大體持平，之后超過了三線地區。三線建設11年間，完成基本建設投資1269.67億元，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比較齊全的工業格局，建成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但是，不少項目進山太深，布局過于分散，經濟效益低下，而且，為建設三線而放棄了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的建設，也給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1966年

“三五”計劃

 “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到1967年實行，由于“大躍進”挫折和自然災害，1963年到1965年成為國民經濟恢復與調整時期，1966年才開始實施“三五”計劃。“三五”計劃在制定過程中，指導思想經歷了從“解決吃穿用”到以戰備為中心的變化，標志著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大轉折。1962年在考慮“三五”計劃時，中央指導思想是集中力量解決人民吃穿用問題。1964年底國家計委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指導思想仍是解決人民吃穿用。但是，周邊國際環境突變，戰爭陰影越來越重。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央報送《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稿）》，“三五”計劃指導思想轉到了以備戰為中心。1966年“三五”計劃《匯報提綱》開始正式執行，但隨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又對“三五”計劃造成嚴重的沖擊。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時，給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寫了一封信，提出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8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該信的內容，并發表了《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這封信被稱為“五七指示”。毛澤東在信中指示，軍隊應該是個大學校，要學軍事，學文化，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生產自己需要的產品和國家需要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軍學、軍工、軍民、軍農都可兼顧起來；工人以工為主，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學生以學為主，工人、農民、學生都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要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人有條件要從事農業生產，農民有條件的地方要辦一些小工廠，學生要兼學別樣，商業、服務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都要這樣做。“五七指示”反映出毛澤東設計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思路，即：逐步縮小社會分工，逐步縮小社會商品供應范圍及數量，以自然經濟加指令性計劃來組織生產，在分配上推行平均主義，并為消滅社會分工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五七指示”在全軍貫徹后，部隊興起大辦農場、工廠的熱潮，也為軍隊1967年后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確立了理論基礎。[page]

1967年

 坦贊鐵路協定

 1967年9月5日，中國政府與坦桑尼亞、贊比亞政府在北京簽訂關于修建坦贊鐵路的協定，中國提供10億元人民幣無息貸款援助。這個協定的簽訂，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坦桑尼亞、贊比亞三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促進三國經濟技術合作關系的發展。1969年11月14日，中國、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三國政府鐵路代表團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又簽訂了中、坦、贊三國政府關于修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補充協定。根據補充協定的規定，應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兩國政府的要求，中國政府同意把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在坦桑尼亞的起點基達圖，改為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1970年10月，坦贊鐵路破土動工。1976年7月17日，橫貫東非高原、跨越裂谷天塹、連接東非和中南非的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勝利建成。坦贊鐵路的通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1968年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8年12月29日，我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最大的現代化橋梁——南京長江大橋提前建成通車。南京長江大橋是長江上第二座鐵路、公路兩用橋，位于江蘇省南京市下關寶塔橋與浦鎮林場之間，鐵路橋全長6700多米，公路橋全長4500多米。江中正橋全長1577米，下層鋪設雙軌，全長6772米，南來北往的列車可以同時對開；上層寬闊的公路橋面寬15米，全長4589米，可以并列行駛四輛大型卡車。正橋兩端，矗立著四座巨大的工農兵的塑像。兩岸公路引橋接近市區的部分由二十二孔富有民族特色的雙曲拱橋組成，看去像一條美麗的彩練，使宏偉的南京長江大橋顯得更加絢麗多姿。南京長江大橋把我國南北交通大動脈津浦線和滬寧線連接了起來，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連接了起來。南京長江大橋于1960年1月動工，1968年10月1日鐵路橋建成通車，12月29日公路橋建成通車。南京長江大橋是20世紀60年代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成就之一。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學生“停課鬧革命”和大學停止招生，使應屆大中學生不能正常畢業、升學，經濟的停滯不前又使得城市就業問題空前嚴重。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學生又被當作“再教育”的對象，于是上山下鄉成為知識青年的主要出路。196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分別發出分配中學生的通知，上山下鄉開始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達到頂點。從1969年到1979年共有1647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途徑主要有：插隊、軍墾、去農場。1983年底，歷時20余年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式終結。1978年12月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是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聯系在一起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上山下鄉運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作用，大批知青失去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造成各行業人才的斷層。另外，上山下鄉缺乏系統、具體的安排，發生了知青生活困難、迫害知青、強奸女知青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加劇了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