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資本曾被冠以“炒煤團”，但今年隨著山西省國土資源廳一紙通知，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500多座煤礦全部要進入被國有大型煤礦兼并或收購的行列。目前，大部分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溫州老板已經悄然離開山西，僅留下小部分投資者還在苦苦等待當地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相關補償，溫商500多座煤礦500多億元投資，不知道還能得到多少回報。

　　在這則新聞的背后，我看到了很多幸災樂禍的評論，大體的邏輯是：煤炭資源本就該收歸“國有”，溫州佬憑什么拿去發財？市場本來就是有風險的，沒讓他們把暴利都吐出來就挺仁慈了，何所謂補償？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經常大罵國有石油電信等企業，以及對野蠻拆遷極為憤慨的，很可能恰是同一批人。那么，為何在煤炭投資者身上，評價原則就統統改變了呢？這算不算一種畸形的人格分裂？

　　如果我們愿意拋棄對“煤老板”的固有偏見，就不難發現像溫州“炒煤團”這種民間投資者，與依靠權力或依靠暴力取得煤礦經營權的違法攫利者不是一回事。我堅持認為，對煤老板的評價，應該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而不能僅以想象情緒籠統做出格式化判決。犯法了，就應該依法受到法律的嚴懲；沒犯法，則合法的暴利也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這是最基本的游戲規則，不能說因為你太有錢了所以你肯定是有罪的。

　　理性觀察眼下煤炭領域的“國進民退”，最鮮明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導性。政府一紙通知之下，煤礦唯一的“合法性”，只能由其規模來決定。達到規模了，無論你曾經發生多少礦難，或者存在多少問題，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相反，無論你在安全生產方面有多少投入，是否發生過礦難，只要你規模不夠你就通通“不合法”。這樣的“國進民退”能說是公平的嗎？對那些一直遵法而為的煤礦經營者而言，這難道不是一種“制度的羞辱”？

　　雖然在理論上“國進民退”確有遏制礦難頻發的功效，但是就目下而言，至少沒有統計數據可以支持這一理論功效。國有煤礦與民營煤礦的礦難發生率，有誰做過具體的統計？國有煤礦不是照樣發生礦難嗎？那些動輒死傷數十上百的，有多少恰恰是國有煤礦？尤為吊詭的是，既然我們如何關注減少礦難，那么在決定一座煤礦是否可以繼續生存下去時，為何又僅僅只考核其規模，而完全不顧及其歷史上的安全業績，也不去考核其事實上的安全投入？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煤礦的“國進民退”讓他們感到興奮的，倒不是理論上的礦難減少，而是那些私人煤老板們終于不再能大發煤炭財了，所謂“煤礦早該收歸國有”大概就是此意。可是，我想說的是，煤炭資源的所有權從來就是“國有”的，所謂“收歸國有”只是一個偽問題；現在“國進民退”中“收歸國有”的，不是煤炭資源的所有權，而是開發權和經營權。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憑什么說煤炭開發權一定只能由國字頭企業持有呢？而且，除非“國有經營”采取全民分紅制，否則煤炭“國進民退”對公眾最大的影響，應該是承受壟斷價格，而不會是享受壟斷福利。

　　房地產領域不允許野蠻拆遷，煤炭領域當然也不允許野蠻兼并，私有財產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政策的改變不能毫無原則，更不能摒棄程序公正。當政策頻繁變化成為企業最大的經營風險，其實只會倒逼企業更加關注短期利益。小而言之，這是煤礦安全投入始終難以到位的重要原因；大而言之，企業家精神的嚴重缺乏其實也可以從中找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