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已超過450家，投資總額在500億元以上

顯赫一時的溫州“炒煤團”如今已成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正面臨著被“清理”出山西煤炭行業的命運。

“沒有辦法，我只能選擇退出并重新尋找新的投資渠道。”溫州煤老板黃宣榮日前在電話里告訴CBN記者，話語中有些無奈。

黃宣榮曾經是溫州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上個世紀90年代，他賣掉了當地一個大型娛樂場所，用積攢多年的資本買下了山西陽泉的一個煤礦。在“煤海”中折騰十多年后，黃宣榮積累了億萬身家。但眼下似乎好景不再。

這半年來，一場聲勢浩大的小煤礦重組運動正在產煤大省山西轟轟烈烈地進行。按照該省的整合方案，至2010年底，山西全省礦井總數將由2598座壓縮到1000座，煤炭企業數量將從目前的2200個銳減至100個左右。此舉意味著，浙商在山西投資的幾百家中小煤礦將被兼并或被關閉，溫州“炒煤團”或將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本月初，一份《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在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損失的調研報告》（下稱“報告”），已經由浙江省國土廳、省經濟協作辦（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等部門委托浙江一家律所完成。報告稱，“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可能遭受重大損失”。報告所引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調查統計的數據顯示，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已超過450家，投資總額在500億元以上。

報告建議由浙江省政府牽頭國土廳、經濟協作辦等部門組成協調小組，對浙商在晉煤礦投資的情況作更深入調查。

“炒煤團”始末

“溫州人在山西開采煤礦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黃宣榮介紹說。

上個世紀80年代，溫州一批又一批的井巷施工隊開始出去“討生活”。當時正值山西新建煤礦的高峰期，由于技術好、肯吃苦，溫州施工隊在山西大顯身手。黃宣榮稱，當時山西境內從統配煤礦到地方礦，從鄉鎮煤礦到民營礦，有相當部分的井巷工程都由溫州籍施工隊伍承擔，“溫州人當時是靠苦力賺錢”。

由于當時國內煤炭市場普遍低迷，很多煤礦投資者資金困難，礦井建成后，無力支付工程款。無奈之下，溫州施工隊的老板們自己墊付了工人工資，然后“零成本”承包煤礦，“被迫”做起了礦主。

上個世紀90年代末，煤炭市場連續不景氣，山西眾多小煤礦出現經營困難，煤老板開始四處低價兜售手中的產業。

“市場持續走低并開始見底，溫州人看到了商機。”黃宣榮說，當時很多煤礦只要幾百萬元的投資，這對已經積累原始資本的溫州老板們來說，“誘惑太大了”。

黃宣榮就在這時候斥資2000萬元買下了山西陽泉的一個中型煤礦。本世紀初，煤炭市場開始復蘇，黃宣榮的煤礦不斷增值，財富也開始出現爆發式增長。由于有了老鄉們的“示范效應”，加上山西各產煤大市到浙江頻繁招商，更多的溫州老板開始涌入山西，煤炭市場開始走向繁榮，溫州“炒煤團”開始出現。

根據浙江省協作辦2005年披露的數據，當時在山西，由溫州籍投資者經營的中小煤礦有300多座，累計投入資金約30億元，占山西煤炭年產量的4.5%。

而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透露，在2003年前后的鼎盛時期，山西約有逾2400座各類煤礦由溫商經營，占山西中小煤礦的60%左右，年產煤炭8000萬噸。

大多數人選擇撤退

“好景不再，今年上半年，幾乎每天都是虧損。”黃宣榮告訴CBN記者，2003年的時候，他的礦每天都給他帶來幾十萬元的收入。這一方面是因為金融危機后煤炭市場的不景氣，另一方面也是由山西合并小煤礦的行動所致。

2009年3月25日，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臺《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山西省境內的小煤礦將由大型國有煤炭企業進行全面的整合重組，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僅保留1000座煤礦，兼并重組整合后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產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在近十年中，從來沒有見地方政府下過這樣的決心。”黃宣榮說，他的煤礦在今年5月份停產。這個時候，很多溫州老板開始考慮該不該賣礦。

有些溫州老板覺得補償太低。按照山西省的有關政策，此次小煤礦被并購的補償分三塊：資產、已繳納礦山資源費的返還和其他損失補償。黃宣榮稱，三塊加起來，每座投資億元以上的小煤礦只能得到5000萬元左右的補償，“補償款也不可能一次性付給被兼并企業。”

上述報告也稱，“根據山西省當地浙商反映，這種補償不足浙商實際投資的50%”。

黃宣榮至今還在懊惱，2006年在煤炭市場十分景氣的時候，有溫州老鄉曾愿意以4億元的價格買下他的煤礦，但他一直沒有同意，“現在想賣也賣不出這個價格了。”

黃宣榮已經與當地國企簽訂了轉手煤礦的框架協議，對價是在由當地國資委指定的評估公司評估煤礦資產價值基礎上，以一比一的標準補償。黃宣榮又回到了溫州。他透露，盡管還有一部分老板在堅守，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撤退。

連鎖反應憂慮

溫州“炒煤團”的撤退，引起了浙江官方的擔憂。報告稱，“2008年浙江省煤炭消耗量約1.2億噸，省內基本無煤可采，100%依賴省外、國外供應。客觀地說，在山西浙商返銷煤炭占我省消耗煤炭總量的30%，為緩解省內能源緊張狀況和解決勞動就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浙江是資源小省，一旦斷供，浙江省內能源緊張狀況或將再度顯現，對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造成消極影響。”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相關人士對CBN記者表示，目前，浙商控制的煤炭年產量5000多萬噸，其中3000萬至3500萬噸直接或間接銷往浙江省。

更重要的是，溫州資本的倉促撤退，或將危及銀行的信貸安全及民間融資鏈條。此前CBN記者獲得的一份材料顯示，僅溫州平陽縣水頭鎮上的兩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5年10月底，兩銀行的個私貸款余額分別為1.3億元和2.1億元，其中投向煤礦開采項目的分別占到70%、65%以上，總計約有2.3億元。

報告稱，“這些投資者資金均來自省內的千家萬戶，若投資血本無歸或損失慘重，則可能引起省內一系列的訴訟，涉及到企業、有關事業單位和銀行等。”

煤礦沒了，煤老板的出路也就成了問題。

“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干點什么了。”黃宣榮說，他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表示，自己已經不可能從頭開始創業，而目前，又找不到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投資渠道。

周德文認為，炒房等短線投資造成了溫州實業資本的空洞化，溫州商人需要逐漸走向長線的、理性的投資。

“看一段時間再說吧，或許我會和朋友發起成立一個創投基金。”黃宣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