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8月剛剛召開的國家能源局專家咨詢委員會上，中海油與中石化將聯手在安哥拉進行收購的事情還被作為中國油企海外收購的經典案例廣為稱道。而僅僅一個月之后，該起收購即伴隨著中石油折戟Verenex而一同遇挫。至此，中國三大石油巨頭幾乎同時受阻，使得昔日信心滿懷的業界專家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能源海外收購的問題與阻力。
早在今年7月17日，中海油和中石化即宣布擬以13億美元全現金方式，聯合收購美國馬拉松石油公司持有的安哥拉32區塊產品分成合同及聯合作業協議項下20%的權益。
而進入9月后這樁收購案忽生變數，安哥拉國有石油公司總裁Manuel Vicente公開表示決定行使優先收購權。致使中海油董事長傅成玉在公司半年報業績發布會上感言，貿易保護主義將有可能繼續對國內能源企業的海外收購構成影響。
幾乎同時，郁悶滿腹的中石油也在利比亞政府的阻撓之下被迫宣布放棄對該國小型石油公司Verenex Energy的收購。
而在四年前一個同樣的秋天，由于美國政府的阻撓，中海油在報價仍超出競爭對手雪佛龍公司約10億美元之時，宣布撤回其對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要約。
最為業界所關注的是，曾被譽為“中國最大海外并購”的中石化收購Addax案，卻因協議簽訂方為北部庫爾德人而被伊拉克政府列入黑名單，無法進入其油氣資源開采權拍賣的第二輪招標。
一系列事件表明，在資源國資產國有化運動的影響下，其國有石油公司為爭取本國利益，使得收購活動始終面臨不確定性的威脅。而中國也始終在尋求一種能使資源國、跨國石油巨頭以及新興市場國家三者間形成互信的新利益格局。
利益契合危機
曾有石油界的老專家算過一筆賬：從1993年中國石油企業開始走出去，到2009年的今天，中石油獲得海外資源的能力已經達到了6300萬噸每年，共花費了16年的時間；而在國內，如果說從1949年開始算起，到發現大慶油田使原油獲取能力得到高速增長，從而發展到6000萬噸每年的生產能力，則用了25年。也就是說，中國油企在海外獲取資源的能力，不比國內弱，只比國內強。
在這份優異成績單的背后，則是自美國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中國迫于自身能源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努力。而前期獲取資源的合作國家，主要限于西方已經放棄或者與西方敵對的“真空地帶”，主要包括非洲、拉美以及中亞的部分國家。
但隨著國內資源儲量的逐漸緊張，中國自身的“胃口”也在增加。因此，當中國迫于巨大的能源缺口而開始向“真空地帶”之外的區域探索的時候，與資源國以及同樣實施能源來源多元化的西方國家之間就會產生必然的摩擦。
國際著名投資咨詢機構Money map press投資總監Keith Fitz-Gerald曾對這一狀況評論道，美國以及各西方強國總是指責中國對自由市場理論持懷疑論調，因此就有了美國將收購優尼科的大門關閉的舉動。而其實中國當前實施的能源來源多元化戰略卻都是“拜美國所賜”。
他認為，小布什發起的伊拉克戰爭使中國在中東的石油供應受到了重大打擊，迫使其全力發展海外石油來源的多元化。而各種證據表明，在戰爭發生之前，中國根本沒有認識到這一需求的必要性。因此，是美國人自己“打開瓶蓋，放出了妖怪。”
如今，中國汲取資源的觸角伸向任何可能進入的地區，使得西方加大了相應的競爭力度，從而導致資源國漁翁得利之際很容易“拿資源當槍使”，在擁有足夠開發資金后就關上合作的大門。由此，中國海外收購遇挫的消息也就接踵而至。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所長楊光認為，中國是新崛起的大國，又是社會主義制度，西方國家自然擔心，認為中國石油公司的海外并購挑戰了他們的利益。而且資源國也有很多選擇，并不是因為中國美元充足就只認中國。因為盡管全球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國家受到很大打擊，但跨國石油巨頭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所以必然依仗雄厚資本發起競爭。因此，三方的利益契合必然會遭遇挑戰。
同時，《華爾街日報》也針對中石油收購verenex的遇挫進行評論，認為中國毫無理由抱怨(資源國)這一行為，因為國際石油公司在中國也曾遭遇過同樣的事情。
那么，面對中國與跨國石油巨頭以及資源國之間的相互指責，如何才能使三方形成互信而牢固的利益格局？
權益油誤區？
國際能源署署長田中伸男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伴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深化，一種建立在中國石油公司、跨國石油巨頭和資源國之間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并得到了各方的初步接受。而中國石油公司正在其中扮演著主要角色。
這種模式簡而言之，即在資源國上游領域，中國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聯合競標；在中國下游煉化和銷售領域，資源國國有石油公司與西方石油巨頭則可以共同參股。三方公司圍繞石油產業的上、中、下游，形成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但隨著東南沿海一個個合資煉廠的開工，以及國有石油公司在上游的“攻城略地”，海外收購遇挫的事件卻絲毫沒有減少。
針對此問題，國內部分專家開始質疑這一看似穩固的利益格局。楊光認為，蘇丹、委內瑞拉這種國家，由于美國對其實行制裁，才倒向中國這邊，而對于其它國家，即使出價高，并讓他參股中國的下游產業，也未必構成較大吸引力。因為資源國大都是比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首要需求是本國工業的發展。因此，如果中國只是想獲取權益油，而無法對其本國工業發展提供幫助，則并不能真正構建穩固的利益格局。
研究全球地緣油氣問題的資深專家張抗則認為，現在已經沒有純粹的NOC（國家石油公司）和IOC（國際石油公司）了，資源國、跨國石油巨頭以及新興市場國家在權益上相互融合是必然趨勢，而挫折的出現說明了利益共同體的不夠穩定，以及三方相互認識上的不夠成熟。
中國不宜僅僅以權益油的多少來反映海外開拓的力度和成績。它不能反映從工程作業到金融運作的國際石油市場上各方面的經營情況。而且權益油的多少與安全保障關系不大。
目前，在眾多合同方式中，以權益油作為給投資者回報的經典的產量分成合同越來越少。在多數情況下，股東得到的是利潤分紅、而不是石油。退一步講，即使允許由中方經營參與者得到其“權益油”，多數也不是直接運走，而是在市場上賣掉。因此，以中國在國外取得多少份額油來討論石油安全保障是一種誤解。
盡管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國石油公司在上游領域爭奪資源是存在商業性競爭的，但有一個大的前提是雙方戰略利益上的一致性。
由于當前全球原油剩余產能短缺，而一旦供應中斷，國際原油市場將無法穩定，必然會有國際炒家進行炒作，油價會直線上升。因此中美等原油凈進口國應當聯合提高全球剩余產能，開發出石油資源的潛力，以維護市場的穩定。而如各方均陷于對權益油的爭奪，而忽略與資源國形成產業合作，則同樣容易促使資源國競價出售資源，進而造成市場波動。
2008年全球剩余產能僅有200萬桶，導致了油價猛漲。如果現在不將全球剩余產能開發出來，等到經濟全面復蘇，則馬上會面臨供給短缺，國際炒家會再次興風作浪。
因此，中國應與跨國石油巨頭攜手使資源國采取開放的態度，幫助其解決本國工業的發展問題，聯合建立加工產業鏈，從而使其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積極進行國際合作。這樣才是針對能源安全的治本之策。所以，如果說獲得權益油是第一步，那現在是該走第二步的時候了。
“蹊徑”與“瓶頸”
作為石油界的資深專家，中石化集團總工程師曹湘洪心中最為理想的“走出去”，應當是到海外去引進多種形式的資源，并不只限于上游的原油和天然氣，對下游的汽、柴油甚至乙烯、聚丙烯的引進也應重視。
很多資源國并不希望自身在國際上的地位僅限于一個資源出國口，而更希望變資源優勢為成本優勢來發展下游產業。因此，中國的石油公司應當直接在資源國建煉廠，利用當地的廉價資源進行深加工，再將成品油、乙烯等制成品運回國，滿足國內的能源需求。曹湘洪認為，這同樣是拿到資源的好方法。
而據接近決策層的人士透露，伊朗、伊拉克均向中國表示過這一想法，即：中國在當地建煉廠后，該國將部分基礎產業項目及上下游的加工項目交給中國。且雙方也進行過短暫接觸，但此后未能達成合作，最終不了了之。
那么，此類惠及雙方的合作形式最終流產的原因何在？既然資源國十分主動，中方又為何反應遲緩？
在國家能源局專家邱中建看來，主要的制約因素在于公司自身實力不足、國家決策體制掣肘以及地方利益的爭奪。
據了解，由于對國內項目投資較大，央企用于海外投資的資金普遍不足。以中石化為例，由于國內建設項目集中，該集團每年在國內的投資就有約1000億元，其中40%左右在下游，50%左右在上游，很難籌措到足夠資金用于海外建廠。因此，想要“走出去”的央企均需向上級申請，待審批通過后才能獲得資金，因此便涉及到政府的決策問題。
而國家對于資金用途是嚴格控制的，例如，凡用于在海外進行勘探開采、尋找油源的資金申請報告，一般通過率較高；而如果要在海外建煉油廠，則通常很難批給資金——由于央企到海外運作均需使用美金，而非人民幣，因此國家在決策時對風險的防范也較嚴。
因此也導致了一些資源國的不理解，“既然中國缺乏資源為什么不到我們國家建煉廠？”而國內的一些專家則反復強調在中國建煉廠對地方經濟有強勁的拉動作用，以及可以增加地方收入、解決就業等等。但邱中建認為：“長期來講你拿不到資源，而在海外建煉廠可以直接用當地的資源，這樣中國可以通過制成品間接拿到資源。”
據了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韓國以及歐美公司便開始到中東進行合資建廠，且均占有較大比例股權。而中國在這一方面的進展非常緩慢，僅在今年7月參股了新日本石油公司的大阪煉廠，而更多的是規模較小的項目。
而在最終的審批環節上，上述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則以詼諧的比喻向記者做了形容：“這好比曇花開了，你們社領導要派個記者照（曇花），要打報告等主編、社長批準，等第二天早上終于批了，（曇花）也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