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這是聯合國歷史上就氣候變化問題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會議，在這次峰會上，發達國家一方面希望利用“2度目標”，“全球2050年減排50%”，“發展中國家減排”等推卸自身減排責任，分化發展中國家，讓所謂“新興發展中國家”承擔跟發達國家相似的減排義務，另一方面希望盡快形成全球碳關稅、排放總量控制和碳貿易體系。
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將會按照“巴厘島路線圖”提及的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締約方都要有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來進行激烈的交鋒。這種激烈的交鋒表面層次是如何分配碳排放空間；更深層次的問題涉及到各國競爭能源創新和未來發展空間，進而影響長期國際能源環境格局變化。因此我們需要從能源和氣候變化相互關聯的角度觀察這次峰會。
眾所周知，能源和氣候問題密切相關，氣候變化問題的誘因是碳排放，而碳排放又是能源問題，所以氣候變化的實質是能源問題。能源問題的解決是防止全球氣候變化的核心，氣候變化引發的低碳和新能源革命正塑造全球能源體系的未來，以清潔能源為核心的低碳經濟革命將繼信息技術革命之后成為人類經濟社會的標志和引擎，世界各國都在搶奪制高點。如美國奧巴馬政府實施綠色新政把氣候變化和美國能源獨立性聯系起來，強調新能源和低碳經濟對于美國未來經濟競爭力和國際地位的重大影響。因此，能源和氣候變化需要實現協同發展，才能有效解決當前國際社會和國內發展中面臨的復雜矛盾。
在這次聯合國峰會上，胡錦濤主席提出了顯著降低碳強度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主張，即“一是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該言論受到了與會代表和國際媒體的一致贊譽。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低碳經濟革命過程中，中國政府將踐行能源氣候的協同戰略，把節能減排和碳強度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通過調整能源和產業經濟結構，實現低碳經濟和綠色發展。
胡錦濤主席講話與我國在氣候變化領域所承擔的內外壓力背景密切相關，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特征決定了生態環境脆弱，易受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因此面臨比發達國家更為嚴峻的挑戰。目前，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的現狀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高。特別由于90年代以來中國大規模工業化進程和后京都談判進程同步，因此我國承受著更大的壓力。
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高碳和高排放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和服務轉移到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處于能源密集型工業化極端，這個特殊時期給這些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帶來了相當的壓力。
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2000年到2030年，來源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將增加45%至110%，而其中2/3或者3/4的增長量來自發展中國家，而這種趨勢在2020年之前不會轉變。因此，在后京都談判進程中，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排放額增長迅猛，必將導致承受的外部減排壓力勝于以往。
面對當前氣候變化和低碳能源雙重挑戰，胡錦濤主席在全球氣候變化峰會上強調，“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不斷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
胡主席的講話反映了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要通過推進技術進步，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國的總體能源利用效率為33％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10個百分點。二是要重視發展低碳經濟和可再生能源，并穩步發展清潔能源國際合作。
目前，中國已經通過立法，將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列為能源發展的優先領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2009年4月，國家發改委啟動了擬定“新能源發展規劃”的項目，它將是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擴大內需，拉動投資，增加就業，應對氣候變化，調整能源結構，推動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并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提升中國能源的國際競爭力的新能源綜合文件。
根據胡錦濤主席講話的思路，未來中國在戰略層面上將深入改變過分重視能源安全、相對忽略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的政策取向，將氣候安全和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與長期發展戰略的框架中，將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國家戰略框架使其進入氣候能源戰略架構管理時代。
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所中國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情景分析（IPAC）模型組的研究結論，在戰略層面上規制能源與氣候可持續發展，將通過低碳社會發展目標實現多種社會發展目標的和諧共進，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社會千年發展目標”、“中國國家經濟發展三步走總體目標”、“中國構建科技創新強國目標”等國家戰略發展的一致性。
考慮到全球低碳未來和低碳核心技術的勃興將在世界范圍內提升能源產業及其裝備制造業的戰略地位，中國既面臨著空前的競爭壓力，又存在跨越式發展的機遇。在這過程中要積極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和管理機制建設，為中國低碳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把政策激勵和企業自身發展動力結合起來，使中國企業自身最終形成低碳技術發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術。
另一方面，胡錦濤強調“實現互利共贏是目標，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既是發達國家應盡的責任，也符合發達國家長遠利益。”中國正在利用全球氣候變化和低碳能源雙重熱潮的背景，大力推動中國和發達國家建立清潔伙伴關系，為中國能源多元化、清潔化和安全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歐洲、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在開發利用清潔能源、保護全球氣候方面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并根據《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等要求在能源技術和資金等方面對中國提供支持。
鑒于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方向對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影響日益關鍵，在歐盟和美國受到金融危機沖擊而開始推廣全球低碳經濟的情況下，中國可以利用這個歷史機遇，獲得新能源和低碳技術，不僅要通過新的與氣候相關的國際合作機制，引進、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通過參與制定國際氣候能源的標準和規則，使我國重點行業和企業靈活利用國際標準和規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此外，中國也會通過加強與美、歐、日氣候合作，以此增加談判籌碼，營造各方借重于我的有利態勢。歐盟是減排談判的積極推動者，中國和歐盟通過CDM機制為建立氣候變化互信奠定了基礎。
就中美而言兩國分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又都沒有實質性參與碳減排。波恩會議上美國的首席談判代表說，美國將只認同在“政治上和技術上可以實現的”的減排，而中國一直堅持其發展中國家身份不參與實質性減排，這些共同點將促成中美開展務實的低碳技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