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能源組織日前發布的最新報告認為,未來20年,全球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和核能以維護溫室氣體排放平衡,需要10萬億美元的投資。該組織建議,在2020年之前將大多數投資用于提高能源利用率、發展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能源。到2030年,全球將實現33%的能源來自于可再生能源,這將意味著每年新建18座核電站和17000個風力發電站,全球范圍內將近60%的車輛實現混合燃料或電力驅動。

　　“清潔能源將引領一場世界性的低碳革命,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正處在低碳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滾滾而來的前夜。”中國國際商會有關人士日前對記者表示。

　　事實上,在這場低碳革命中,中國已經開始行動了。

　　10月2日,美國加州州長施瓦辛格和中國江蘇省簽訂了《中國江蘇省與美國加州新能源與生態環境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中美地方政府間第一個關于新能源與節能減排合作的框架協議正式誕生。

　　而緊接著,11月2日至3日,由中國國際商會和英國《金融時報》共同主辦的2009中國清潔能源國際峰會將在北京拉開帷幕,英國和丹麥政府部門負責能源與氣候變化的高級官員將組團訪華,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商業精英會晤。據悉,峰會期間推出的“中國50個最具投資潛力的清潔能源項目”涉及的中外產業資本投資有數千億美元,如何“瓜分”這一產業“蛋糕”?各國商界躍躍欲試。

　　從《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會議

　　清潔能源的話題始自全球氣候變暖,而應對溫室效應威脅的全球行動緣起于《京都議定書》。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它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中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美國參加了會議但沒有簽署。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但由于《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到期,“后京都時代”國際氣候制度的走向是當前氣候談判的焦點。2007年12月各國達成的巴厘島路線圖,確定了雙軌發展機制:一是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執行;二是討論《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附件一國家,即發達國家的減排指標。

　　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第15次締約國大會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會議將決定2012年至2017年全球減排的協議。屆時,192個國家的元首將會討論全球下一輪的減排協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資金及技術的轉移機制、保護森林機制的組成及完善清潔發展機制等。

　　哥本哈根會議將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次激烈交鋒,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將十分引人注目。雙方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一方面,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在減排問題上“違約”;另一方面,巴厘島會議后,發達國家在率先深度減排、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等問題上不兌現承諾,同時試圖改變“巴厘路線圖”授權、試圖設定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的量化指標。

　　據了解,哥本哈根會議關于2012年以后全球減排協議的協商對話,將涉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問題。對此,我國于今年5月20日發布了《中國政府關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官方文件,為我國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第15次締約國大會設定了談判底線和方針。

　　中國須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結構

　　據中國國際商會有關人士介紹,中國的國情是高碳生產、高碳消費的“高碳發展”,為了滿足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高速增長,我們歷史地“選擇”了低成本的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結構,而且這個結構是剛性的、長時期鎖定的,在短期內無法根本轉型。

　　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中國的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之比大體上是9:1,太陽能、風能、核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只占8%左右,其外水能占一些比例。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比例大體上是80:17:3的關系,煤炭是大頭。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煤基能源”大國(69%),全球第二,排在南非(77%)后邊,在波蘭(68%)、印度(56%)、澳大利亞(44%)、美國(25%)的前邊。

　　有學者表示,目前中國“高碳型”的能源結構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30年進程中成型的,比較現代化的煤炭工業、石油天然氣工業的完整體系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剛剛建成的,設計壽命一般都在30年至50年(大慶油田甚至要延續100年),到2010年代僅僅運行了一半的生命周期,巨量的投資被固化在其中,整個體系的運轉才剛剛成熟,在短期內停掉它們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考慮改變這種被鎖定住的能源結構,就像在中國改為實行汽車左側通行一樣,不僅僅是一個成本的問題,還將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諸如對消費結構、就業結構等的破壞性沖擊,控制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這位學者指出,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至少在未來30年內無法根本轉型,只能繼續延續。眼下最現實的辦法,就是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結構,同時為2040年至2050年展開大規模的能源結構轉型進行實力儲備和軟條件準備,包括技術、資本、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等等。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總經理高正琦也對記者表示,中國作為一個碳排放大國,碳排放交易的發展之路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從能源對策到《能源白皮書》

　　中國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正在以積極的姿態迎接低碳革命的到來。1992年8月,中國發布《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1994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

　　2006年底,科技部、中國氣象局、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等六部委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部《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2007年6月,中國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7年12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2008年6月27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強調,必須以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長遠發展高度負責的精神,充分認識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我國和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進行不懈努力。

　　面對迅猛而來的這場低碳革命,中國開始迎接挑戰。

　　積極推進清潔能源的發展是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承擔減排責任的實際舉措,也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在需求。作為國家戰略,中國政府把能源的改善問題提高到應對氣候變化和承擔減排責任的最重要位置。國家環境保護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原國家環保局第一副局長、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張坤民教授從發展低碳經濟的角度作了詳盡的論述。

　　張坤民認為,首先,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對策框架;其次,要堅持不懈地節能減排;再其次,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最后,積極推進核電建設與科學發展替代能源。

　　中國國際商會秘書長周學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大家都在談技術創新的下一個領域究竟在哪里,有人說生物、有人說醫藥,也有人說是新能源。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能不能把新能源作為引領技術發展的新的突破口,通過技術的發展帶動產品的發展乃至帶動一個產業的發展,則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是技術問題。清潔能源包括風能、水能、核能、太陽能、生物資源,還包括對化石能源的改造、清潔化。到底有沒有新的技術來把這些能源開發出來。

　　第二是成本問題。新能源相比化石能源來說,成本是要高得多。所以有人就說石油價格漲到了160美元每桶的時候,也許新能源的市場就來了。

　　第三是市場問題。有了技術、也能通過投入資金把技術變成產品,但是面臨能不能市場化的問題。

　　“從我們要解決的三個問題出發,中國清潔能源國際峰會正是印證了當前國際上新能源一種討論的需要。”周學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