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離12月聯合國有關氣候變化的哥本哈根會議越來越近了，許多人在越來越多地關注和談論哥本哈根會議。在我看來，哥本哈根會議面臨的是一場意義重大、任務艱難、挑戰嚴峻的綠色博弈。

◆重大，是說哥本哈根會議涉及世界各國從高碳排放的工業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態文明的革命性轉型；

◆艱難，是說世界上的不同經濟體對哥本哈根要達成的低碳發展目標和路線圖有著各自的利益和想法；

◆挑戰，是說中國未來發展在低碳經濟的格局中需要有既符合自己發展權益又對世界承擔責任的表現。

各個國家都相信今年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會議將是氣候變化問題的里程碑事件。不管哥本哈根會議的具體結果如何，世界肯定將走向低碳經濟的綠色發展道路。

就中國而言，雖然依賴于煤炭供應的能源結構，對中國未來的綠色轉型是嚴峻的硬約束，但是應該看到，中國轉向低碳經濟具有一定的潛在優勢。中國轉向低碳經濟的關鍵挑戰和戰略性問題，在于如何確定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衡量標準的中國低碳經濟的目標情景，并且以此為目標倒過來調控我們的經濟增長規模和方式。

1.哥本哈根會議的關鍵議題

以歐盟為主的研究者提出了二氧化碳減排的“收縮-趨同理論”，要求世界總體到2020年達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然后進入絕對減排狀態，最終到2050年能夠實現比1990年減少一半的目標。哥本哈根會議的難點，在于是否認同到2020年實現峰值的中期控制目標。

從2007年到2009年的這三年，可以看作是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從懷疑走向行動的關鍵歲月。

2007年國際氣候變化政府間組織(IPCC)和長期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努力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一起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因為正是IPCC的第四份研究報告(AR4)，為解決氣候問題上長期爭論的三個基本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科學結論。其一，氣候變暖的現象確實是在發生，按照現在的趨勢到21世紀末地球溫度有可能上升攝氏1度到6度；其二，地球變熱的主要原因，與以二氧化碳為主的六種溫室氣體(GHG)的持續排放有關；其三，溫室氣體的持續排放，來源于過去100多年來工業革命的化石能源消耗，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就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

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署執行主任施泰納在2007年2月2日IPCC發布AR4報告梗概的時候，有概括力地說道：“世界會記住今天，因為懸在氣候變化是否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辯論之上的問號被抹掉了。這份報告不僅是一個里程碑，還應當是從懷疑到采取應對行動的轉折點”。正是從2007年開始，由英國于2003年提出的被認為比全球氣候變化更具有積極意義的低碳經濟概念開始流行，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行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式展開。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7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的美國，回到了參與氣候變化問題的談判桌上。

如果說，2007年的IPCC報告是科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嚴謹的科學結論，那么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任務就是要政治家拿出堅實的行動方案。總的來看，哥本哈根會議是要在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的下列三個關鍵議題上統一思想并采取行動。然而，當前主要國家對所有這三個議題都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1)有關二氧化碳減排規模的議題。與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相比，哥本哈根會議需要對二氧化碳減排規模提出力度更大的控制目標。按照IPCC的研究，地球溫度上升不超過攝氏2度是人類可以適應的極限水平，這相當于要求到2050年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不超過450ppm，或要求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水平的50%。按照屆時全球人口為90億，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到200億噸左右測算，就是人均排放在2噸左右(目前的世界人均排放為4噸多)。進一步，到2100年，應該減少到人均排放1噸左右。為此，以歐盟為主的研究者提出了二氧化碳減排的“收縮-趨同理論”。這個理論要求世界總體到2020年達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然后進入絕對減排狀態，最終到2050年能夠實現比1990年減少一半的目標。哥本哈根會議的難點，在于是否認同到2020年實現峰值的中期控制目標。一些發達國家原則上認同這個目標，但是涉及本國排放指標時則加以推托。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則認為這樣的目標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留出充分的發展空間。

(2)有關二氧化碳公平減排的議題。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UNFCCC)，制定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實施“共同而有差別的責任”的準則。原則上說，對于沒有達到基本的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時間內需要免除強制性減排；而對于當前已經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的發達國家，則需要對減少排放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前提出的主流的供哥本哈根會議討論的有差異的減排方案是：對于發達國家，從現在起進一步加大強制性的減排，到2020年應該減少25-40%左右，到2050年應該減少80-90%(例如，對于當前人均為10噸的歐盟等國家來說，就是減少80%到人均2噸；但是對于美國這樣的人均為20噸的國家來說，需要減少90%才能到人均2噸)；對于發展中國家，到2020年前可以有滿足發展所需要的排放增長，但是應該相當于慣性發展情景有大約15-30%的相對減少。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排放已經占到世界排放的50%左右，因此到2020年之后也需要進入強制性的減排，到2050年要達到比1990年減少20%的水平(以1990年的世界人均為2.5噸計算)。因為到2050年，即使發達國家減排80-90%，也無法實現世界總量排放比1990年減半的目標。當前，最大的分歧就是對中期目標的設置和承諾。發展中國家強調當前的排放影響是歷史問題，是存量問題，因此發達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但是迄今為止發達國家沒有一個無條件地承諾到2020年減少25%以上。發達國家則強調發展中國家增量排放和新的排放的影響，要求發展中國家提出所謂可測量、可報告、可經驗(MRV)的相對減排指標，甚至到2020年達到排放峰值。而發展中國家認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堅持這樣做，就是要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通過聯合國有史以來最不公平的文件。

(3)有關二氧化碳減排效率的議題。所謂二氧化碳減排的效率，就是要用較少的成本實現所需要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就是要在成本較小的地方和國家實施減排。但是，公平性與效率性的分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有差異的。例如，發達國家多減排是公平的，但是他們的減排成本要大得多；而在發展中國家減排是有效率的，但是要他們承擔減排的成本是不公平的。因此，哥本哈根的重要議題是要確定，發達國家需要在國內加強減排的同時，有業務有責任提供足夠的技術與資金，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有效率的減排，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經濟模式向低碳經濟模式轉型，實現所謂蛙跳式的綠色發展。目前的問題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在技術支持與資金支持上對發展中國家的承諾。[page]2.低碳經濟社會的系統創新

從1990年代開始，綠色經濟的研究者就預言，按照著名的康德拉吉耶夫經濟長波理論或熊彼特創新周期理論，在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內容的第五次創新長波之后，即將來臨的是以資源生產率革命為特征的第六次創新長波，而這個長波的意義就是開創以低碳能源為特征的生態經濟新時代。

由于在以上三個議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因此許多人不認為哥本哈根會議能夠一攬子解決這樣艱難的利益沖突問題。雖然對達到以上方面的共同承諾不一定是樂觀的，但是從意識提高和文明轉型的角度看，各個國家都相信哥本哈根會議將是氣候變化問題的里程碑事件。因為從1992年里約會議起步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有可能到哥本哈根會議開始，才真正吹響低碳經濟革命或氣候明智發展(Climate Smart Development)的行動進軍號。事實上從1990年代開始，綠色經濟的研究者就預言，按照著名的康德拉吉耶夫經濟長波理論或熊彼特創新周期理論，在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內容的第五次創新長波之后，即將來臨的是以資源生產率革命為特征的第六次創新長波，而這個長波的意義就是開創以低碳能源為特征的生態經濟新時代。我個人以為，從當前的情況看，哥本哈根會議將會實質性地啟動這個綠色經濟的新長波，并到2020年進入高潮。而這場革命的系統性，需要從思想觀念、技術變革、制度變革等三個方面去把握和理解。

(1)低碳經濟革命的思想創新。人類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資源的生產率。從這個角度看，即將來臨的低碳經濟革命包含了三個方面的思想內涵。其一，低碳經濟革命的實質，是從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時代進入到未來的資源生產率時代。在工業革命的開始，經濟發展的主要稀缺因素是勞動和資本，因此經濟增長需要通過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大幅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事實上，過去200多年來的工業革命就是以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幾十倍為特征的。今天，制約人類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已經從勞動力轉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氣容量這樣的自然資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產率，將是未來幾十年經濟創新的主要任務。其二，低碳經濟發展不是要單一地考慮氣候變化，而是要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碳生產率(其是單位經濟的二氧化碳強度的倒數)就是這樣的具有雙重功能的概念。一方面，低碳經濟是要減少分子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低碳經濟是要增加分母中的經濟產出。按照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減少50%的目標，同時按照世界經濟平均每年增長3%的慣性(相當于23年左右翻一番，即50年的時間里增加到原來的5倍以上)，意味著到2050年我們的經濟發展應該實現10倍以上的二氧化碳生產率。這是比工業經濟時代在時間上更具急迫性、在價值上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其三，低碳經濟創新的關鍵在于經濟意義的變革，是要從傳統的產品擁有型社會(重視交換價值)轉向未來的服務使用型社會(重視使用價值)。工業經濟社會的特點是以高能耗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為中心，低碳經濟社會的特點是以低能耗的服務的提供和享受為中心。例如，在未來的能源服務中，能源效率服務公司不是要通過為家庭和企業生產和銷售更多的電力或能源獲得盈利，而是要通過為企業和家庭提供節能服務而賺錢。

(2)低碳經濟革命的技術創新。低碳經濟革命的技術創新，是要在能源流的整個過程中提高能源生產率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一般來說，低碳經濟需要三個環節的系統行動。一是在能源流的進口環節，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清潔能源，替代傳統的高碳的化石能源；二是在能源流的轉化環節，通過建立兼容并包各種能源的能源互聯網(Energy internet)或智能電網(smart grid)，提高工業、建筑、交通中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是在能源流的出口環節，通過開發利用碳捕捉儲存技術以及加強森林、水面積等碳匯建設，吸收經濟過程排放的二氧化碳。這里，技術創新的標志性內容是能源互聯網的建立。如果說，工業經濟社會的重大建樹是先后建立了高速公路互聯網和信息互聯網，解決了物質流、信息流的網絡化和共享型問題，那么低碳經濟社會的特點是要建立能源互聯網，使得不同形式、不同時空的能源可以得到聰明的使用。這既可以大幅度地減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又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便利性。

(3)低碳經濟革命的制度創新。低碳經濟制度創新的關鍵，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消費的價格，為生產和消費的低碳化轉型提供激勵機制。有數據表明，工業經濟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嚴重地依賴于勞動價格的提高，即勞動力價格的提高促進了勞動節約型技術的研發和勞動節約型產業的發展。與此類似，未來的低碳經濟社會要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生產率和二氧化碳生產率，也需要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消耗的價格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價格。這從歐盟的發展事例中可以得到證明，當前歐盟的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只有美國人的一半左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歐洲的能源價格要比美國高出許多。有人已經估計，到2050年要使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減少50%，需要將每噸二氧化碳的價格提高到大約200美元左右。目前，提高二氧化碳價格的制度設計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碳稅機制，由政府確定二氧化碳排放的上漲價格，然后通過市場機制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數量；另一種是限制排放和交易許可機制(cap-trade)，由政府確定可以允許的二氧化碳排放規模，然后通過市場交易提高碳生產和消費活動的效率。當前對這兩種機制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存在著分歧意見，例如，有人認為二氧化碳稅收提供的是成本確定性，而限制排放與交易許可制度提供的才是環境確定性，因為有錢人可以支付更高的汽油價格但依然去買悍馬車，向大氣中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盡管如此，大家都同意，只有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價格信號，才能將當前的高碳社會向低碳社會轉型?？梢钥隙ǖ氖牵I經濟時代長期便宜地使用傳統化石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的狀況將會越來越遠離我們而去

3.中國低碳發展的情景選擇

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致力于將潛在的優勢轉化為實際的優勢，即將善于學習的社會文化轉化為具體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與目標，將政府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轉化為保障低碳經濟的制度化體系，將跨越式建設物質資本的機會轉化為建設綠色固定資產的現實行動。

不管哥本哈根會議的具體結果如何，世界肯定將走向低碳經濟的綠色發展道路。就中國而言，雖然依賴于煤炭供應的能源結構，對中國未來的綠色轉型是嚴峻的硬約束，但是應該看到，中國轉向低碳經濟具有一定的潛在優勢。一是在物質基礎方面，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因此改造成為低碳性的綠色設施具有一定的限制，而中國的基礎設施尚在發展之中，特別是大規模的城市化至少還要發展20年，因此有可能在早中期階段就規劃建設所謂綠色的固定資產；二是治理結構方面，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和領導能力，只要大方向對，許多在市場化的發達國家難以成功的大事情往往有條件在中國辦成功，低碳經濟革命也不例外；三是在思想意識方面，中國人善于吸收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學習型社會的氛圍，因此有可能以較短的學習曲線，接受低碳經濟這樣的綠色理念、綠色態度和綠色方法。[page]當前，中國轉向低碳經濟的關鍵挑戰和戰略性問題，在于如何確定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當前的或累計的)為衡量標準的中國低碳經濟的目標情景，并且以此為目標倒過來調控我們的經濟增長規模和方式。目前，中國人均二氧化碳大概在人均5噸左右，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4噸，因此原來具有的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話語優勢已經失去。中國的人均GDP現在是3000多美元，按照中國GDP不低于7%的年增長速度，到2020年可以達到6000多美元，到2050年可以達到25000美元左右?，F在的問題是，中國屆時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應該是多少。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排放發達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20噸左右，歐盟、日本等相對低排放的發達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10噸左右。如果中國未來發展的人均二氧化碳超過美國等國家的水平，那將會在世界輿論中替代美國成為綠色發展的反面教材和眾矢之的。即使超過歐盟、日本等人均二氧化碳的當前排放水平，中國也會被認為是在沿襲高能源消耗、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發展道路，而不具有低碳經濟中的新競爭優勢。事實上，中國在低碳經濟競爭中實現蛙跳式發展的內涵，就是應該以比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低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實現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以為，中國到2050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粗略地說可以有三種情景和發展路徑，中國要實現以低碳經濟為目標的綠色跨越，其中的C模式應該成為我們的戰略選擇。

(1)A模式的發展路徑。A模式是沿襲傳統發展模式、但是沒有擔當足夠責任的情況。即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從2005年的人均4噸開始，隨著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大幅上升，持續增長到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人均10噸)甚至超過美國的高峰水平(人均20噸)，到2050年左右才非常被動地并且以比現在遠要大得多的治理代價急劇降下來。這是嚴重影響中國人的生活質量，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發展沒有承擔大國責任的情景。前些時間有人在媒體上說，中國到2050年才能夠達到峰值；我個人覺得這樣的說法容易使我們的發展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實際上，在對外的學術交流中，我們已經多次碰到由此引起的難堪處境。因為按照這樣的趨勢，到205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規模會高達150-300億噸，與世界屆時控制排放在200億噸以內的目標產生嚴重抵觸。應該說，沿襲傳統高碳經濟增長的趨勢在當前的認識和實踐中是嚴重存在的。中國提倡發展低碳經濟，首要任務就是改變這樣的思維模式和發展路徑。

(2)B模式的發展路徑。B模式是要求中國承擔過度責任而影響正當發展的模式。即要求中國二氧化碳排放規模到2020年就達到峰值，要求這個峰值不超過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平均水平，然后一直到2050年回落到人均2噸左右，即按照中國15億人計算的排放規模是30億噸。這個模式的提法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的研究者、政府有關部門甚至社會上的直感性要求。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要求沒有給予中國必要的發展空間，沒有考慮中國當前的生存性排放與發達國家的奢侈性排放的本質差異。如果認為這是21世紀中國所需要的綠色跨越，那么這樣的跨越應該是不屬于前面所說的低碳經濟概念的。因為它滿足了“低碳”的要求，但是沒有滿足“發展”的要求。中國推進低碳經濟，也需要提防這種跨越發展階段的向“左”走的各種思想干擾。

(3)C模式的發展路徑。C模式是既考慮發展權益又承擔大國責任的發展路徑，我個人認為，這個模式比較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倡導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精神。按照這個模式，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從2005年開始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進入大幅增長階段。但是到2020-2030年間需要努力達到峰值(以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分別達到滿足基本需要的10000美元和0.85以上為前提條件)，峰值雖然一定程度上將超過世界的平均值，但是任何時候都要努力控制在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值之內。例如，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值控制在6-8噸之間。這樣的發展路線，應該是中國低碳經濟情景研究的重點內容。它要求中國未來40年的發展，不僅需要在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等技術方面，而且需要在人口規模和消費方式等社會方面，做出系統的思考和安排。好消息是，對歷史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實證研究，已經證明了隨著技術的提高和制度的變革，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是可以在低能源消耗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基礎上實現的。事實上，歐盟、日本與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和人類發展水平相同，但是前者比后者有更少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已經證明了實現綠色跨越的可能性。因此，中國采取C模式的發展路徑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關鍵問題在于，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致力于將潛在的優勢轉化為實際的優勢，即將善于學習的社會文化轉化為具體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與目標，將政府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轉化為保障低碳經濟的制度化體系，將跨越式建設物質資本的機會轉化為建設綠色固定資產的現實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