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約束條件，并具體表現為總量約束（ＧＤＰ增長需要能源支撐）、結構約束（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人口約束（人均商品性用能穩步提高）和環境約束（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排放溫室氣體引發國際爭端）。解決能源問題的過程就是一個緩解和放松能源四項約束的過程，根本的途徑就是提高能源效率，調整能源結構，使能源發展由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為主向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為主轉變。水電作為清潔的可再生能源，成為能源結構調整的主要力量之一。

水電價格怎么了？

　　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基礎，是市場引導電力結構調整的基本力量，也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基本力量。在電力體制改革進程中，電價和投資是兩個高度相關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電價是引導投資者、激勵投資者進入電力行業的主要市場信號。近年來，隨著水電的快速開發，伴隨于水電開發的移民補償問題和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凸顯。為解決水電開發移民資金問題，有關部門提出了“水火電同網同價”的命題。怎么看？怎么辦？水電價格到底怎么了？
　　我國目前的電能商品價格還不屬于“供求價格”，價格機制也不屬于自由價格機制，而是基于生產成本的“成本價格”，屬于政府管制的價格機制。現行的水電上網電價定價政策主要有三種：一是標桿電價，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根據發電項目經濟壽命周期，按照合理補償成本、合理確定收益和依法計入稅金的原則核定，同一地區新建發電機組上網電價實行同一價格，并事先向社會公布。二是經營期電價，執行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按補償成本原則核定的上網電價，主要針對老機組。三是跨區送電電價，一種是按受電省份平均購電價扣除輸電電價和損耗后，采用倒推的方法核定；另一種是由送電、受電雙方參考送端電網平均上網電價和受端平均購電價、銷售電價協商確定。西電東送、皖電東送、三峽等跨區送電項目均由國家根據已確定的分電方案，按倒推的方式定價。
　　從執行結果看，水電上網電價政策主要問題有三：一是標桿電價制度設計存在缺陷。水電開發受水文、地質條件、調節性能、庫區移民、綜合利用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建設成本和發電能力差異較大，不同項目缺乏可比性，執行統一的標桿電價不足以有效發揮水電投資引導作用。二是計價成本的不完全性。一方面，外部成本內在化，對那些具有防洪、航運、旅游、水產養殖等功能的水電項目，由于沒有相應的補償機制而內在化；另一方面，內部成本外在化，對于那些對植被、生物多樣性產生負面影響的水電項目，由于沒有相應的環境損害成本核算機制而外在化。三是水資源價值的低值化。水電上網電價除了依法計入的稅金外并沒有真正反映水資源價值的成本科目。
　　盡管水電上網價格存在上述體制和機制缺陷，但由于水資源所有權主體的缺位，水資源價值的缺項并沒有影響水電項目的盈利能力。相反，現行的水電上網電價決定的水電項目盈利能力總體上優于社會平均水平。
　　圍繞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黨中央、國務院已經有明確方針，那就是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早在２００３年，國務院《電價改革方案》就提出了電價改革的基本思路：電價劃分為上網電價、輸電價格、配電價格和終端銷售電價；發電、售電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輸電、配電價格由政府制定；上網電價改革的方向是全面引入競爭機制，價格由供需各方競爭形成；過渡時期上網電價主要實行兩部制電價，其中，容量電價由政府制定，電量電價由市場競爭形成，容量電價逐步過渡到由市場競爭確定。方案要求，電價改革應注重價格信號對電力投資的引導作用，并把提高效率、促進增長和保護環境有機結合起來。現行的水電上網價格不足以支撐移民補償和環境保護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水電價格形成機制未能全面反映電力供求關系、水資源價值和水電開發環境損害成本。

為什么要扯上火電？

　　電能在能源系統中屬于二次能源，由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和水能、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轉化而來。換句話說，電能的屬性取決于一次能源。所謂同網同價，其基本前提是同質。《電力法》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上網電價實行同網同質同價。水電和火電分別來源于不同的一次能源，水火電不同質，因而也就沒有同價的物質基礎，又怎么會有“水火電同網同價”的命題呢？為什么要扯上火電呢？
　　我國是一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大國。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２００８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為２８．５億噸標準煤，約占全球的１６％；其中，煤炭消費量２７．４億噸，約占全球的４０％，大約有一半的煤炭被用于發電。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７９２５３萬千瓦，其中７５．９％為火電，水電僅占２１．６％；在全部３４３３４億千瓦時的發電量中，火電占８０．９％，水電僅占１６．４％。火電成為我國電力供應的唯一主力。在以成本為基礎的政府定價機制中，由于水電機組的運行成本遠低于火電機組，致使我國水電上網電價長期低于火電。２００７年，全國平均水電機組上網電價為２４４．０４元／千千瓦時，火電機組為３４６．３３元／千千瓦時，水電機組上網電價每千瓦時電大體上要比火電低１毛錢。這是提出“水火電同網同價”的基本政策背景。
　　價格問題的核心是利益問題，價格管制的關鍵是平衡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撇開水電與火電“不同質”這一前置性條件，水火電同網同價還面臨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電網，水電的低上網電價是目前電網公司的主要利潤源泉，“１毛錢”政策電網公司難以消化；在單一購買者電力市場模式下，一旦銷售價格疏導延滯，將產生電力“堰塞湖”。二是水電，“１毛錢”的利好信號將強力推進水電開發，如何防止新一輪水電無序開發和“跑馬圈水”，如何防止水電開發帶來的生態環境災難，以及如何分配由“１毛錢”形成的超額利潤，同樣面臨挑戰。
　　進一步看，火電上網電價的形成機制本身也存在問題。現行的標桿電價總體上還是以成本加成定價法為基礎的，未能有效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性和環境損害成本。盡管已經采取了脫硫加價政策，但若進一步加上脫硝、脫碳的成本，每千瓦時電至少還需要加價１毛錢，水電又如何跟進呢？

我們到底要什么？

　　盡管從消費者角度看，人們無從區分水電和火電，但由于產生電能的一次能源的差異，水電和火電從根本上講卻是不同質的，水火電“同網同價”違反了《電力法》“同網同質同價”的規定，以火電為參照系安排水電的價格改革是不可行的。對于水電的眾多利益攸關方而言，或許需要明確的是：我們到底要水電什么？
　　作為清潔、低碳、可再生的能源，不同的利益主體對水電有不同的期待。作為全體公民利益代表的中央政府，期待通過有效的價格杠桿促進水電開發，借此改善能源結構和電源結構，緩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能源約束和氣候變化約束；作為水電產品的總承銷商，電網公司期待維持水電上網低價政策，以彌補居民生活用電和農業生產用電的低價虧損；西部水資源豐富省份期待統籌水火電價格以維持“西電東送”的價格競爭力。全面滿足這些期待有賴于電力體制改革，特別是上網電價、銷售電價的市場化改革。
　　當前，政府對上網電價、銷售電價由市場定價還缺乏信心，擔心市場定價給電力投資、電力供給帶來不確定性；擔心市場定價給企業生產、宏觀經濟帶來不確定性；擔心市場定價給居民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確定性。由于“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還擔心市場定價對農業生產帶來不利影響。這些擔心是有理由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規范地看，電價市場化的障礙主要有五：其一，農業生產用電與農業生產資料生產用電的價格管制；其二，電力普遍服務；其三，公用事業價格聽證制度；其四，電價的交叉補貼；其五，電價成為政府調控工具。撇開電價作為政府調控工具，電力市場化的上述障礙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農業生產、居民生活用電的價格約束，這些用戶的用電價格由于受政府管制而難以市場化。既然這些障礙客觀上不可避免，繞過這些障礙的根本辦法就是將農業生產用電、居民生活用電從電價市場化中剝離出來。
　　現行的維持農業生產、居民生活用電“低價政策”的主要工具是電價交叉補貼，通過對水電上網電價的“低價政策”和對工商業用電的“高價政策”實現盈利業務與虧損業務相互彌補，以整個電力企業總體核算、“算總賬”的形式實現盈虧平衡并取得一定利潤。電價交叉補貼的主要形式有二：一是上網電價的交叉補貼，集中反映在水電與火電之間的交叉補貼；二是銷售電價的交叉補貼，集中反映在農業生產用電和居民生活用電與工商業用電之間的交叉補貼。上網電價的交叉補貼與銷售電價的交叉補貼具有“抵消效應”，即上網電價的低價政策形成的收益“抵消”了農業生產、居民生活用電低價政策產生的虧損。這就為我們繞開農業生產、居民生活電價，推進電價市場化創造了條件。
　　２００７年，在全國３２５５９億千瓦時發電量中，水電４８６７億千瓦時，占１５．０％，而包括農業生產、居民生活在內的電力需求僅占１３．６％，合計４４４４億千瓦時，低于當年水力發電量，水電完全能夠滿足農業生產、居民生活用電的需要。事實上，從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６年１２年的統計數據看，水力發電基本上能夠滿足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用電量需求。因此，如果從制度上對水力發電進行用途管制，水電專門用于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價格實行政府管制；非水電資源形成的發電量實行電價市場化，讓發電企業直接面對工商業用戶開展市場營銷，也就是走“部分市場化”電價改革路子，放開工商業用電市場，管制居民生活用電市場和農業生產用電市場，水電利益攸關方的各種期待將取得統一。
　　這或許就是我們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