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迅速發展，但在基礎研發領域投入明顯不足，關鍵技術瓶頸始終未能有大的突破。許多業內人士擔心，自主技術路線遲遲不能成熟，將導致行業發展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怪圈之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能源專家指出，我們新能源產業最大的薄弱環節就是研發隊伍。1999年改革時，把行業科研院所下放到企業中，比如中國石油科學研究院劃歸中石油，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劃歸國家電網公司，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劃歸中石化。……結果，現在行業沒有科研“國家隊”來承擔國家的前瞻性任務。

1999年改革的來龍去脈是什么？為什么要下放行業科研機構到企業？行業科研“國家隊”現在哪里？帶著這些疑問，《能源》雜志記者開始了求解之路。

中科院據傳險遭撤銷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介紹，建國后的科技體制是沿襲前蘇聯的模式。改革開放之后，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曾參考借鑒西方模式。由于西方國家一般都沒有國家科學院，所以，曾有撤銷中國科學院一說。不過，對于“撤銷”傳言，倪光南鄭重其事表示：“沒有任何書面證據，僅僅是傳說。”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前所長徐偉宣透露，為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1999年開始，政府研究機構進行了以企業化轉制和分類管理改革為特征的重大組織結構調整，原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科研機構率先實施企業化轉制；2000年，建設部等11個單位所屬134個科研機構實施向企業化轉制。

就此，中央政府研究機構的總體規模和覆蓋范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規模上，研究機構的數量和人員大幅減少。機構的數量從轉制前1998年的791個減少到2007年的319個；從業人員從28.16萬人減少到9.26萬人；科技活動人員從16.96萬人減少到6.55萬人。2007年，中央政府研究機構的數量僅為1998年的40%，從業人員僅為1998年的三分之一。

科技部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杜謙告訴《能源》雜志記者，行業科研院所轉制以后，國家依然扶持了十多年。比如通過稅費減免、“科研院所技術開發專項”（科技部政策司專門為轉制科研院所爭取的經費）來支持，2007年撥款達2.5億元。

“科技改革的意義是積極的，但是，也存在問題。”杜謙披露，因為一些行業科研“國家隊”的喪失，使工業領域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無人承擔。于是，許多產業比如汽車、核電、燃氣輪機、種子、手機等等，被迫實行“以市場換技術”。

事實上，早在科研機構企業化轉制改革之前，“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思路在許多行業中就實施過，但大多沒有成功。現在，新能源領域再興“以市場換技術”，為此，遭到來自各方面的質疑。

有鑒于此業內人士建議:在當前行業科研缺乏“國家隊”的情況下，可以實行聯合研發，像金風科技那樣，把競爭對手的技術團隊收購過來。
據悉，金風科技通過收購德國VENSYS整機設計公司，快速形成先進的風機技術。專家因此認為自主創新不一定中國人親歷親為，只要產權屬我就行。“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總比買一個生產許可證好。”

因為忽略了行業性特點，比如發電分火、水、風、光、潮、生等，技術差異大，發展快，要求高。科技部并不主張為行業共性技術、關鍵技術服務的國家級轉制科研機構合并到某個企業，但卻無力阻止。不過，杜謙透露，國家現正積極糾偏，通過產學研結合方式，形成企業科研院所行業性中間力量，解決共性技術、關鍵技術；而在涉及國家戰略與關鍵領域，如代表國家競爭力或未來競爭力的科研項目，將像美國那樣，在企業建立國家實驗室來承擔。

“國家實驗室”作用獨特

美國國家實驗室分別由大學、企業和非贏利機構代管，但經費由政府負責，要求必須成果轉化，國家專門設有成果轉化機構。杜謙介紹，在美國政府R&D經費中用于企業的，上個世紀50年代曾占政府科研經費總額50%以上，現在也約占30%。我國現在才達到14%。美國強調公共科研機構要為經濟發展服務要比我們早，可以追尋到20世紀70年代科研管理方式的變革。

美國最著名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隸屬于能源部，它現有3800名雇員，其年財政預算最高超過5億美元。

美國能源部擁有多個國家實驗室，其中著名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以其在能源領域的研究而聞名。布魯克海文實驗室擁有3000名雇員，年度研究經費超過4億美元。

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簡稱ORNL）也是美國能源部所屬最大科學和能源研究實驗室，21世紀70年代成立能源部后，ORNL的研究計劃擴展到能源產生、傳輸和保存領域等。目前，ORNL的任務之一是通過研發提高清潔能源的利用率。ORNL在許多科學領域中都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簡稱ANL）是美國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實驗室之一，有4000名雇員。ANL是1946年特許成立的美國第一個國家實驗室，也是美國能源部所屬最大研究中心之一。

科技必須促進經濟發展

“改革是制度創新，以實現新興技術帶動新興產業崛起，進而促使經濟騰飛。”杜謙指出，世界經濟發展每次高潮都歸功于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新興產業的產生。第一次紡織工業興起和水利技術運用，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第二次鐵路、鋼鐵和蒸汽機更大范圍的應用，使美國實現趕超英國；第三次電氣化、第四次石油帶來的動力化；第五次新型網絡、計算機帶來的信息革命，每次世界經濟崛起都跟新興技術的應用、新興產業的興起密切相關。當前發達國家就試圖依靠新興產業來應對中、俄、印、巴“金磚四國”的崛起。英國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工資水平只相當于它的5%，因此，僅人力資本一項，英國就處于競爭弱勢。于是，英國就在新興技術與新興產業上做文章，意圖是高端逐鹿，通過新技術的創新與應用，使成本降低，質量提高，讓產品具有更大的競爭力。

杜謙認為，我國未來的競爭出路，也在于新興技術應用與新興產業發展，而并非完全依靠高科技。比如液化煤技術（1920年納粹德國就開發出液化煤用于軍用車輛），如果充分運用在煤炭資源豐富的我國，不僅可以形成新興產業，帶動經濟極大發展；而且必將從經濟和環境兩大領域對人類社會作出杰出貢獻。

“知識就是力量”乃傳誦天下的名言，它出自英國哲人培根之口。君主制國家英國之所以最先崛起，就在于成功利用科技促進經濟發展，而培根功不可沒！杜謙說，作為掌璽大臣的培根積極向國王建言：國家應該鼓勵發展科研，以提升競爭力，并提出科學發展路線圖，對英國乃至世界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早在2004年，美國政府的有關報告指出：制造業與科技研發是保持國家競爭優勢的支柱。美國為此提出口號，“制造業是國家競爭的關鍵”。目前。“中國制造”享譽全球，但卻往往徒有軀體，少有“中國心”。
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的臺灣工業研究院是由官方資助的機構，它的研究課題都來源于產業一線，而只要企業有項目需求政府就撥款。

沒有科研“國家隊”，但卻有綜合性的研究隊伍的德國也值得我們借鑒。德國弗蘭荷夫研究院不隸屬任何企業，服務于整個社會；而許多為中小企業和地方經濟服務的民辦科研院所，最大特點是要求課題滿足當地產業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