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2009年10月11日，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總經理高正琦在中國清潔能源國際峰會上透露，目前該所正在制定國內碳排放權交易規則。屆時，企業將以自愿參與的形式進行交易。

不過，對于碳交易，國內目前尚存質疑聲。

“碳排放純粹是西方國家在忽悠中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傳媒界人士如是說。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能源》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發達國家享受了中國制造的諸多好處，卻把海量溫室氣體留給我們。”

據國內研究機構測算，在2006年，中國的“內涵能源”出口量達6.3億噸標準煤，占一次性能源消費量的25.7%；凈出口“內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10億噸，占當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35%以上。

所謂“內涵能源”是指產品上游加工、制造、運輸等全過程所消耗的總能源。2007年11月，根據英國一家研究機構的研究，中國大約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導致的。江涌指出，如果把出口產品的“內涵能源”計算在內，中國實際上是能源的凈出口國，并不是國際社會指責的凈消費國。換言之，某種程度上，“中國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國際能源價格的罪魁禍首，而且還是幫助發達國家降低碳排放的犧牲者，“中國是在用本國能源貼補發達國家的消費者”。

競合還是博弈？

江涌表示，當今國際游戲規則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話語權、裁量權也在它們手中。在后京都時代，發達國家針對中國制造征收碳關稅，并非遙不可及。一旦碳關稅付諸實施，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約束推算，未來電價至少得上漲一倍，太陽能電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電成本就會超過三四百元，如此以來，與美國相比，中國新能源的電池組件就沒有任何優勢了。出口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08年中國GDP為4.22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到2.5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1.43萬億美元，進口1.13萬億美元，貿易順差2954億美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出口約占34%，凈出口約占7%。“碳關稅的征收必將對中國外貿進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

據了解，中國商務部曾幾次痛批這個美國創造的名詞，商務部發言人姚堅說：“碳關稅只會擾亂國際貿易秩序，引發貿易戰。”“這項政策違反了ＷＴＯ基本規則，背后潛藏著借環境和資源問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趨勢，可能引發連鎖的貿易報復，不利于全球經濟復蘇。”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也明確表示：“碳關稅違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事實上將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借口。”

原煤儲藏豐富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制造”競爭優勢所在。但是，江涌認為，在國際責任的重壓與未來貿易大棒的高壓下，中國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際，將被迫進行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

有關部門以2003年中國能源消費數據進行了相關推算，當年煤的比重為67.1%，天然氣的比重為2.8%。如果將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個百分點，代之以天然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會減少0.74%，而GDP會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門生產成本普遍提高，其中電力部門受影響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氣代煤”的比例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會減少4.9%，而GDP會下降2.0%，居民福利減低2.0%，電力部門平均成本提高2.4%。

因此，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會顯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長速度會放緩，居民福利受到的影響較大。在2020年之前，中國一直將面臨巨大就業壓力，“保增長，就是保就業，就是保穩定”。因此，碳排放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就業增加與社會穩定。

江涌說：“此外，還有一個重大危險就是財富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時代，發達國家以碳關稅的形式，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國的財富。”
與江涌觀點相近，鳳凰衛視評論員朱文暉認為，碳關稅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印度的“綠色圍剿”。
對手還是朋友？

不過，我國業界專家也有持不同觀點的。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能源所副所長李俊峰認為：碳關稅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中國必須積極地參與談判和對話，并在對話中掌握話語權，爭取我們的最大利益。

“我不贊成‘綠色圍剿’這個詞。”李俊峰認為，現在好多人用冷戰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上個世紀70年代第一次環境發展大會召開的時候，有觀點認為帝國主義要用環境手段限制中國發展；加入WTO的時候，又有觀點認為帝國主義要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來滲透、打垮中國；現在討論氣候變化問題，還有觀點認為是用“綠色圍剿”來讓中國出局。對此，李俊峰表示，“你說完全沒有陰謀吧，也不對；你說完全是陰謀吧，也不對。實際上氣候變化、低碳經濟是世界發展新格局的產物”。

在李俊峰看來，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列強依仗洋槍洋炮明火執仗地侵略中國，是“你沒有本事我就打你”；1945年各國簽署《聯合國憲章》，是由少數大國像前蘇聯、美國和英國等“通過雅爾塔協定，商量商量就把世界劃分了”；在加入關貿總協定與WTO的時候，是一群富國“商量了一下，就確定了市場經濟是世界唯一合法的經濟模式”；到了氣候變化時就“已經升華發展了”。“一個比一個進步，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由最初的強權用槍炮說話、實行“炮艦政策”，到簽署《聯合國憲章》、幾個超級大國壟斷話語權；再到WTO、幾十個國家擁有話語權；以至今天，討論氣候變化，“每個國家都有話語權”。所以，現在我們要珍惜這個機會，推動談判向著有利于國家整體利益的方向發展。[page]“作為一個科學家、經濟學家你可以大膽懷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但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有人敢懷疑嗎？無論奧巴馬、還是我國領導人，能夠懷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嗎？”李俊峰覺得沒有什么依據證明中國被“圍剿”，把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理解為“圍剿”或者打擊中國、印度，純粹是“自尋煩惱”。

李俊峰認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或者是低碳發展方面并不差。因為中國有很強的市場容納能力，中國的發電技術70—80%是2000年后形成的，中國的工業體系70%以上是2000年后建成的；而美國工業體系大部分是上個世紀70年代建成的，德國、日本則是上個世紀80年代建成的。目前，中國火電技術世界領先，包括新能源產業等，大量新技術將首先在中國運用。

在低碳發展問題上，李俊峰認為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想讓美國人改變生活方式，走向低碳消費，并不比我們的經濟轉型容易，大家都很困難，所以要談，只有談才會有結果。溫室氣體排放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只要我們遵循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總會談出結果的。要相信通過60年新中國的發展和建設，尤其是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有談判的資本了，也有發展低碳經濟的資本了。”

大棒還是胡蘿卜？

在江涌看來，中國崛起勢不可擋，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后，成為鎂光燈與紅地毯中心，世界聚焦中國，可謂風景這邊獨好。“我們甚至有些自我感覺超好，實際如何另當別論！”

不過，江涌認為，一些對華不友好的鷹派人物試圖遏制中國，用一些似是而非、貌似有道理，但也并非完全無理的話題，比如信息審查、氣候變化議題、碳排放、溫室氣體排放等等來達到目的，因為其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

江涌介紹說，美國副總統戈爾，作為利益集團的代表到處宣講碳交易，以圖引起國會重視，然后再來推廣，中國在這方面明顯居于劣勢。碳排放是他們制造的一個新陷阱，但道義上卻處于制高點。“可是，你既然講道義，把技術給我啊？但即使給卻要很高的價錢，有的甚至給錢他還不干。”

據披露，美國副總統戈爾后來成為芝加哥碳交易所的大股東，所以，人們曾懷疑他如此努力做這件事，好像跟利益是有關系的。

“他們雙管齊下，一是大棒——通過關稅法——碳關稅；另一方面給你胡蘿卜——提供相關技術，最后讓你就范。如此一來，他們不斷地制造一個又一個話題，請君入甕，讓你源源不斷地給他們送錢。”江涌特別以《富國的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掉梯子》中的事例論證自己的觀點。

“我們有些人還沒有意識到，能源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美國打伊拉克就是為了石油，若那個地方產鳥糞美國軍隊是不會去的。”江涌認為，后進國家應該形成統一戰線，比如我們與印度就要加強合作。

據悉，中國與印度的合作已經納入議事日程。2009年8月24日，來訪的印度環境和林業部長賈伊拉姆•拉梅什坦言，印度和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著同樣的擔憂，面臨同樣的挑戰，包括來自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壓力等。中印雙方已同意，將于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首屆中印氣候變化技術層面的研討會，就各自的國家行動計劃進行交流；按照計劃，這種研討會將一年召開一次。

此前，有媒體報道，在今年12月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到來之前，印度正試圖積極聯合中國，一起抵制發達國家要求中印等主要發展中國家設定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減排目標的壓力。

江涌還支招：發達國家之間各有利益訴求，美國、日本、歐洲的技術也有差別，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要設法掌握主動權。他指出，發達國家做事有利可圖的就干，很會設置話題。比如農產品問題，用GDP的0.7%援助發展中國家，原來是他們直接倡導的，現在又放棄了，又找另一個話題來轉移、模糊視線。所以，我們也要會設置話題，這對維護我們的利益很重要。“我們有些人太迷信了，一迷信就失去理性，而很多時候不是‘太傻太天真’，是有利益因素在里面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