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旨在研討山西煤改政策的"地方產業政策延續性與企業投資信心"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這一被外界期待為"山西官員與浙江煤老板交鋒會"的會議，雖然在會場上，山西省政府、山西省發改委、山西省煤炭工業廳三名代表的座位牌已經放好，但山西官員無一人出席。
　　七大質疑
　　1、如果說山西煤改正確，能否說土地資源、水資源都是國家所有，能否參照山西煤改經驗把房地產、小水電等同樣重組做強？
　　2、山西制定的相關文件是否背離國務院文件精神？
　　3、企業間的收并購，由政府指定交易對象、交易時間、交易價格是否合適？是否違反行政許可法？
　　4、山西相關文件對被收購兼并企業的補償價款確定、支付款項來源的相關規定是否違背公平、等價有償的法律原則？
　　5、小煤礦的四宗罪--浪費資源、破壞生態、草菅人命、腐蝕干部--大煤礦是否也存在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是通過制度化嚴格管理還是重組？
　　6、如何理解"地方產業政策延續性"，1年、2年、10年還是100年不變？民營資本跨區域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7、有人說：山西在進行一場從"煤老板"時代到"沒老板"的運動。怎么看？
　　有關"國進民退"
　　"上個月我們開會員沙龍，有房地產老板說，他們也感覺到了山西煤改的壓力。"蔡驊由此拋出第一個議題，浙江房地產企業擔心，土地、水電等其他資源性產業，會不會也面臨"國進民退"命運？
　　第一個發言的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法律顧問何長明認為，土地、水流以及低下礦產資源，都是屬于國家所有，如果山西的煤礦可以這樣整合，房地產等其他資源性行業不排除會借鑒類似經驗。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史晉川對此頗有看法，他認為這個議題在設置上就有問題：第一，不要去輕易懷疑對方(山西省政府)動機，即使懷疑，也要在工作做完后得出結論；第二，應把事實層面問題搞清楚，一味說國進民退，很容易變成聲討會，跟召開會議的目的產生偏差。
　　在他看來，如果認為山西煤礦的產業政策存在不妥，應該拿出依據來。從媒體報道的資料來看，參與山西煤礦兼并的7家主體企業中，也有當地民營企業的身影，說山西煤改是"國進民退"并沒有確切依據。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院馮興元則認為，是否國進民退應該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重組之后，國企行業份額是否大幅度增加，二是重組過程中，行政干預是否增加了。目前，這兩種現象已在山西煤改中出現。
　　浙商為何要"叫喊"
　　事實上，從史晉川的發言開始，研討會旋即變為一場頗具意味的辯論會。
　　中國工商銀行杭州金融研修學院薛谷香猜測，山西官方未派員參加會議一定程度上說明其態度強硬，如果浙江抱同樣強硬態度，雙方很容易形成對峙，反而不利于事情解決。
　　蔡驊馬上反問："你對今天山西省沒有出席會議怎么看？"薛谷香說："太偏狹，肚量不夠大。"
　　蔡驊接著追問，去年整個國家經濟不景氣，浙江的造船行業全線虧損，同時虧損的還有紡織、鋼鐵、銅業等諸多領域，但這些領域的浙江企業家們并沒有"叫喊"，為什么在山西煤礦的虧損反響就這么大？
　　薛谷香一臉尷尬，她只是說，轉型期的各種浮躁都會存在，包括政府領域，"但我不想上升到這個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張曙光接過話筒說，山西煤改中的地方政策并非沒有一點依據，但關鍵問題不在于有沒有依據和原則，而在于怎么實施。這一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外地商人的實際情況。
　　"我們的建議書不是反對國有化，而是反對地方化。"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是《建議書》的"外腦"，他較為贊同張曙光的觀點。
　　估價問題是核心矛盾
　　蔡驊想不通的是，2005年到2008年之間，浙江有300多億是被山西政府招商引資招過去的，這些資金所投資的煤礦都是六證齊全，如今為什么說關停就關停，說整合就整合，而且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當時開發權發包時就是行政評估、行政拍賣，現在何來市場評估、市場拍賣？"史晉川認為，轉型期的國家對產權界定非常模糊，有計劃經濟和行政的尾巴。浙商當初做出投資決定時就應該清楚，煤礦今后升值部分很可能被拿走。
　　一直在主席臺后安靜就坐的煤老板中有人站了起來，他說，只想把投入的錢拿回來。因為那些錢的來源，除了高利貸就是親戚朋友。
　　場面混亂了幾分鐘。張曙光繼續與史晉川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對于被兼并煤礦"升值"(包括基礎設備的再投入、維護成本等等)的部分，繼續采取行政評估的方式顯然不合適。
　　與張曙光一條"戰線"的還有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馮興元等人，他們認為山西煤改中行政估價本身就是錯誤的做法，兼并中的價格問題，擁有產權的一方應更有話語權和決策權。
　　打一場集體官司？
　　對處于山西煤改漩渦中心的煤老板來說，如何獲得估價定價中的話語權，尤為關鍵。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陳海萍，從法學角度給出了一些理性的建議。她認為，民營企業經營小煤礦或租賃經營地方國有煤礦的行為已經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許，其中最典型的一類是通過招商引資做出承諾，以簽訂行政契約的方式允許民營資本的進入。
　　在這一過程中，投資者基于對政府行為的信任，產生了一定的投資預期。這種合法的投資預期，是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但往往由于預期利益取得的過程尚未實現，因此很容易被行政機關所忽視，甚至被認為不應被法律保護。
　　"合法預期具備請求行政的權利屬性，至少可以請求行政機關不得恣意變動，以滿足實現預期利益的期望。"陳海萍的發言依然被打斷，但她為研討會準備的一份詳細資料中建議，溫州煤老板可以從這一點入手維護和請求自己的權益。
　　與此相比，另一些性急的專家則直言："溫州煤老板為什么不聯手打一場官司？"
　　"話題拋出去了，現在就等著對方的反應。"而何長明卻表示，下一步怎么做現在還不好說。

　　聲音
　　山西原省委書記王茂林：煤炭資源整合要合理補償
　　中國國際跨國公司研究會會長王茂林曾任山西省省委書記，他認為，從長遠看，山西省解決了相當長時間的突出問題，就是煤礦產能集中度太低，小煤礦很難機械化，安全生產不能保證，礦難屢多。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后，能大大降低我國煤生產的百萬噸傷亡率。這可能牽動到不少人的利益，他希望這些利益上受到這樣那樣影響的人，還是從大局出發，從國家的大局，從山西大局出發，應該支持把煤炭資源的整合這件事辦下去。當然作為政府來講，應該實事求是的合理補償，不要去損壞他們的一些基本利益。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張曙光：政府政策要有延續性
　　張曙光說，山西省政府進行煤業重組，要搞合并，都是可以的，"但得一步一步來，政府的政策要有延續性，承諾的東西要兌現。"他認為，政府所能做的應該是制定合并的政策，但并購的具體事宜，應該有企業來做。"你政府下文要在規定時間完成重組，這種行政手段很荒唐。"近年來中國國企有了長足發展，企業利潤不斷增加，一是國家把資源要素優先給了它們，二是民營企業的大量存在和發展，通過競爭倒逼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沒有了民企倒逼，國企將失去競爭力，當年很多毛病都會復發。"
　　一名浙商的投資遭遇
　　借錢投資1億煤礦僅開工3天
　　"很快要被改編了，不知道能拿到多少補償款。"王老板身在平陽，心里卻牽掛著自己在山西省忻州市的那個煤礦。一年多前投入1億多元的這個煤礦，至今總共只開工3天。因為山西的"煤礦整編"行動，這個礦不能生產了，可每天還要支付抽風、排水等各種費用。
　　王老板看到不少朋友到山西投資煤礦，很心動，辭去公務員工作加入"炒煤"大軍。去年6月，他和朋友湊錢投了1億多元。受北京奧運會影響，他的礦一直沒開工。直到去年底辦好證件等著復工時，卻聽到了要"整頓"的消息。據說是春節以后，像他這樣六證齊全的礦也不能生產了。王先生和幾個朋友都愣住了，還寫信給當地政府反映，卻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浙商在山西投資的煤礦，單井產量大都無法達標，這意味著他們投資的煤礦要被兼并或關閉。王老板在沂州投資的煤礦規模只有15萬噸，當然在兼并之列。讓王老板無法接受的，是對煤礦價值的評估。首先，評估機構由政府部門和兼并單位指定；其次，評估對象僅限固定資產，如地面建筑、礦井設備的投入，而不是按資源儲量進行評估，"一座儲量100億噸的煤礦和1000萬噸的煤礦，評估價格沒什么區別。"評估價可能只有實際投入的1/4或1/3，大多數浙江"煤老板"將血本無歸。
　　王老板1億多元的投資中，他出了1/10左右，這些也是向親戚朋友們借來的。粗略估計，按照山西文件上公布的兼并指導價，他們的損失至少是幾千萬元。
　　一頓不同尋常的夜宴
　　溫州煤老板夜聚三臺山商討煤改
　　前天傍晚，杭州三臺山莊來了一群特殊客人。休閑裝扮、眼神閃爍的平陽煤老板周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這是一頓外界期待多日的"晉官浙商"對話前不尋常的飯局。舉辦方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一位負責人說："不管他們(山西官方)來不來，該研討的問題將繼續研討，該質疑的將繼續質疑。"
　　一場看似平常的飯局，背后是暗潮洶涌的山西煤改。周先生是溫州平陽人，在山西煤礦上的投資規模約1億元。"面積不足0.8公里、資源儲量不足200萬噸的煤礦一律關停。"周先生說，出現在這次飯局上的煤老板，大多處在這條生死線之上，也就是很可能被兼并的那些人。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生存問題。"周先生的煤礦，已經與兼并主體之一的某企業簽下了框架協議。溫州煤老板們在山西煤改中，辛酸、無奈、焦慮、憤怒、隱忍……五味雜陳。來吃這頓飯，周先生說他抱著隨眾心理，自己本身也沒有什么特殊的辦法。
　　一個介入糾紛的律師團
　　北京律師：礦業權轉讓是市場行為
　　自從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近日成立"山西煤礦兼并重組專家律師團"以來，作為發起人和負責人，平云旺、張玉成兩位律師每天都能接到許多電話，其中大部分來自浙江。
　　"煤礦老板之前已經取得了礦業權并進行生產，就已經擁有了相關權利。"平云旺律師表示，礦業權轉讓是一個市場行為，屬于兩個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
　　由于山西省政府支持大型煤企來進行兼并，煤礦主的轉讓合同都是與后者簽訂，"如果合同具體條款中沒有關于政府行政行為強制雙方進行交易的介紹和陳述，則意味著此類礦業權轉讓合同的簽訂是雙方自愿、平等協商的結果，而很難有證據證明其簽約行為存在脅迫或欺詐而導致合同被撤銷或確認無效的情形。"平云旺表示，這樣煤礦主將在法律上比較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