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在中期減排目標問題上是不會松口的，其難以完全滿足國際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和要求；反倒是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在長期減排目標以及國內減排行動的‘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等方面做出妥協，以期達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協議。”國內人士如此評價目前國際氣候談判大會的進展。

發展中國家真的更易妥協嗎？

“不能一概而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研究部宣曉偉對《能源》雜志記者稱。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最亮的角色是中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首次在聯合國論壇上就氣候變化問題闡述中方立場，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在峰會上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凝聚共識，開展合作，提出的目標和舉措令人振奮。

而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提及的20%降耗目標是我國的已定方略。宣曉偉認為，此次胡錦濤主席表態的意義在于，其使國內的節能減排政策和國際應對氣候變化承諾結合起來，今后國家減排多少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關注。胡錦濤主席也代表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談判誠意。
但是，中國不是萬能的。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依然很需要“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中美之間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對《能源》雜志記者表示，上述“支持”是一種對人類子孫后代、對地球負責任的行為。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不會僅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領地上。我們擁有共同的地球，任何一個擁有技術的國家或企業都應該有這樣一種擔當的責任。有些國家在技術提供和技術轉移上存在區分對待，我們應該逐步消除這種區分。”

然而，迄今發達國家在關鍵的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并未給出令發展中國家鼓舞的承諾。盡管歐盟和日本等國都對資金的數量、來源、使用、監管的機制和機構提出了積極建議，但其建議更多只是概念化的描繪，并無實質性承諾。

據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李雁介紹，在曼谷會議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于綠色技術轉讓的討論進展比較順利，不過雙方討論更多的是一些技術性的、流程上的進展，并沒有開展真正意義上的談判。“大家其實繞開了最核心的爭議，比如如何處理知識產權問題、發達國家提供資金來幫助技術擴散等等，而是在相對次要的方面例如低碳技術的能力建設、信息共享上面做文章。”這次會議準備好的文本會在巴塞羅那會議開始討論，那時才算是真正進入實質性的談判。

而氣候保護資金的討論已經升級為整個氣候談判的焦點問題之一。

盡管清潔發展機制等相關機制已廣泛存在，“但很遺憾這次會議并沒有能借著紐約氣候峰會和20國集團領袖峰會的東風取得多少進展。”李雁稱，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國，現在依然沒有多少意愿拿出錢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做減災適應和低碳發展。

“經濟危機是一個很好的借口，對很多發達國家來說真正的擔心恐怕依然是出于經濟競爭力和國內政治的考慮。”李雁稱。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集團的一員一直支持爭取氣候保護資金。不過在國際談判會議上，加強綠色環保技術的合作與轉讓對中國來說更實用，也更有可能實現。中國要邁向低碳經濟，在能源、重工業、基礎設施和居民日常消費中都亟需大量的高效能、低排放的綠色技術，如果能夠在哥本哈根氣候協議里建立起有效的國際技術合作與轉讓平臺，能夠幫助中國發揮更大潛能。

宣曉偉稱，發達國家也會受到其本身特性的一些限制。美國為民主制國家，其國會能夠通過的轉讓的技術項目的數額和資金量，受國內各方博弈影響甚大。

“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提出要將發達國家GDP的0.5%—1%做為支持資金那更是困難。不管是從發達國家的政治層面、國際社會分歧的層面、從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后對資金更珍視的現實來看，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力度都很難達到預期。”

美國高層多次宣稱，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是中國。此外從技術轉讓的途徑來看，很多技術專利都在美國跨國公司手中，美國政府也難有很大空間來說服它們將某些技術，尤其對這些公司而言還有利可圖的技術轉讓給中國。

“要找到一種合適的技術轉讓途徑也很困難。不過即使這樣，美國政府依然能做很多事情。”宣曉偉稱。

國內先行

此情此景下，相關專家建議，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還是要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略，國內國外并舉。

按胡錦濤主席的承諾，今后我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四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

為了實現上述承諾，加緊制定國內規劃和政策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節能管理辦公室主任呂長江此前告訴《能源》雜志記者，目前國內企業有時很難接觸到國外公司的核心節能減排技術，而相關的節能減排設備如果從國外采購，耗資又大。這就需要國家早日進行長遠的技術規劃和節能減排規劃，為國家“十二五”規劃綢繆。
宣曉偉也建議，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時間相對較長。目前我國多數政策采取的還是相對短期的策略，應考慮將政策適用期再延長一些。
而一些節能技術較為先進的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目前已經在中國大力推廣自己的節能技術。他們的體悟更有助于相關部門決策。
施耐德電氣全球高級副總裁及中國區總裁朱海告訴《能源》雜志記者，公司在燕山石化污水處理廠的項目上已取得了較好效果。

“我們幫企業做過審計之后提供節能方案。然后企業從我這里購買設備。這些設備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可節省一定量的電費。”朱海稱。
在他看來，節能是一個很大的商機，而不是一種單純的社會責任。只是現在，中國很多企業還沒有接受“能源合同管理”的理念。而這在國外已很風行。

對此，宣曉偉感到，“能源合同管理”的推進程度與政府的激勵機制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