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座AP1000建成之后，在部署開展批量建設之前進行適當時間的工程驗證，全面評估其安全性、可靠性、經濟性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是核電發達國家獲得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的我國核電工業近日迎來了加速發展的決策環境。
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22日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表示，我國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當中所占的比重將提高到15%，并明確提出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在發布會上宣布，我國未來將提高可再生能源與核電的比重，并大幅提高原定核電所占比例的目標。
“從目前掌握的技術來看，風能、太陽能的能量密度不如核能。一個核電站可達100萬千瓦，同樣的規模，你要建很多風電站、太陽能電站才能達到。”張國寶在接受《能源》雜志采訪時曾如此感慨，這也是國家在能源戰略上越加重視核能的原因之一。

目標：國家主導，規模發展

目前我國正在運轉的核電裝機為907.82萬千瓦，占我國總裝機容量的比例不到2%，核電的發電量比重與世界平均水平的15%相差較遠。
對于到2020年我國核電宜發展到多大規模，有關研究部門和主管部門對核電的發展規劃已作出多個方案。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曾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到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我國總裝機容量的5%以上。
“核電建設的規模當前主要由設備制造能力決定，目前三大動力集團正大量投入資金，擴大裝備，提高技術，以滿足核電批量化發展的需要。對二代改進型百萬機組核電站來說，國產化的比例可以達到70%—80%以上。”我國著名核電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在其研究報告中稱。
按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理事長趙成昆的經驗，在我國核電發展過程中，國家占主導非常重要。國家應該制定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包括廠址規劃，以及為核能產業鏈發展創造政策條件，進行核安全等法規的制定和監管。
“對于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能發展到多大規模，其依據之一是國家相關部門對二代改進技術和三代技術的看法。”趙成昆認為，綜合安全性、成熟性、經濟性以及已形成的設備國產化能力，二代改進型項目仍應進一步建設，這對實現我國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乃至達到更高的目標非常重要。但同時我國也要集中精力將三代項目的基礎打好。
電力規劃設計總院原副院長祁恩蘭教授認為，規劃的指導性十分重要，應重視規劃的科學性、可行性。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的規劃從原來的4000萬千瓦最終調高到多少，她建議國家將這個數字再次明確公布，并不排除今后可以做動態修改。“這不僅對核電重要，而且涉及到國家整個能源結構的調整，涉及到其他發電方式的發展的規劃，有利于控制各方各自為政，爭奪容量地盤”。
她認為，我國的電力需求到2020年預計將達15億千瓦。隨著國家科技與節能等政策的落實，我國今后的電力需求不會無限高速發展。考慮到核電其他條件（人才、設備、材料、設計、運營、標準等）的成熟度，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規模按建成7000－7500萬千瓦、在建3000－4000萬千瓦是適宜的。
她還提到有些核電項目建成后，調峰問題將很突出，盡管核電宜帶基本負荷，但怎么解決，業主和電網之間沒有協調好，這個問題直到可行性研究報告完成，實際上是沒有落實的。她建議，核電建設中的調峰問題要提到議事日程，希望在國家相關部門的統一指導與安排下，針對各種情況、提出具有可實施性的規定。
目前我國核電的廠址儲備量很大，廠址已經不是核電發展的制約因素。“問題是現在大家建設核電的熱情很高，在同一個省內，有多家企業集團在選擇廠址，有的彼此之間的距離很近，未來必然出現限制發展的資源浪費。”祁恩蘭建議，廠址是國家的寶貴資源，需統籌規劃、優化利用，建議各省的發展改革委也關注此情況。
同時，多位權威專家都建議，應進一步理順核電建設體制。否則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規模即使能建到7000萬千瓦，可能還會遺留下一些短板。

鈾資源：能支持核電規模發展

除了體制問題外，一些專家擔心鈾資源對核電發展的制約。
“鈾資源不是不可克服的因素”，葉奇蓁稱。上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開始了鈾礦資源的勘查。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調整核工業戰略，鈾礦地質勘查和天然鈾生產進入極度困難時期。
據專家介紹，那時國家給的勘查經費只能維持職工低水平的生活，勘查工作幾乎停頓。而同時，國際鈾資源的勘查也有一段時期幾乎停止。即使這樣，當時經國務院批準，我國還出口天然鈾，換取外匯，實行核工業的二次創業。
總體來看，在我國核電起步階段，鈾資源已探明儲量、生產量和庫存量滿足了我國那時核電發展的需要，也尚能滿足近期需要。
“與中長期核電發展的需求相比較，我國出現了儲量不足和生產供應緊張問題，這并不能說明我國鈾資源的貧乏將成為核電發展的制約因素。”葉奇蓁認為，當初在核軍工生產時期，即使低技術水平、淺層勘查，也能創造年上交相當數量地質儲量的實踐說明，中國有足夠的鈾資源儲量，目前大部分國土尚未經過詳細的勘查，只要加大勘查力度，我國找到較多鈾礦資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此前接受《能源》雜志記者采訪時介紹，我國自產鈾約能滿足本國70%的需要，我國鈾資源30%依靠進口，以前從哈薩克斯坦，后來也從澳大利亞進口。
“我們和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等國都在探討天然鈾領域的合作。我去哈薩克斯坦參加由中廣核集團和哈薩克斯坦原子能公司合資的一個鈾礦開業儀式，了解到這個鈾礦的年生產量就有1400噸。”張國寶告訴《能源》雜志記者，我國要進一步進行能源結構調整，增加核電比重，就要一方面增加對國內天然鈾的勘探、開發；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國際合作，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路線：推進內陸核電建設

我國核電建設的布局應由沿海向內陸擴展延伸，這是《能源》雜志記者在采訪中聽到的共識。
由于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而缺少能源資源，煤炭的大規模長途運輸會給交通造成很大的壓力，同時因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電網承受能力較強，目前我國核電建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
但隨著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沿海地區相比，內陸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煤炭運輸和電網結構等方面的問題更加突出。有些內陸省份煤炭資源也十分匱乏，靠鐵路運煤比海上運煤難度更大、代價更高。
在內陸建設核電，不僅能使我國電力布局優化，當地還能獲得能源支持，還可以減少這些地區酸雨的強度和環境污染問題。
葉奇蓁認為，其他國家核電發展的實踐證明，內陸建設核電站是可行的，在技術上成熟的二代三代核電機型都是可行的。
在法國和美國，內陸核電廠在核電裝機容量上所占的比例分別為65.1%和75.7%。我國也有建設內陸核電站的經驗，之前成功出口巴基斯坦的恰希瑪核電站（一期工程已運行多年，二期工程正在順利建設之中）也都建在內陸。

重點：技術、安全和經濟性

然而，核電的發展還存在一些挑戰。IAEA總干事巴拉迪在今年4月北京國際部長級核能會議上說：“乏燃料管理和高放廢物處置仍然是核工業關鍵的挑戰。”高放廢物處置技術難度極大，但國外已積累了不少針對不同地質條件的地下實驗室和地質處置庫建設的經驗。據說我國高放廢物處置地下實驗室預計于2020年建成。祁恩蘭認為，核電廢料問題說起來大家都很重視，迫切希望國家能盡快出臺明確區域廢料處置場建設的總體規劃和責任主體。
大型鑄鍛件的生產技術和供應能力也需適應核電規模發展的要求。其中“特殊及關鍵材料和零部件的國產化，已成為當前我國自主發展核電的重要問題。”葉奇蓁稱。
他建議，國家應通過關鍵設備的科研攻關，盡快做到設計自主化和制造自主化，還要保證主要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的采購國產化，對首先使用自主創新機組和國產化產品的核電業主實施優惠政策。
“核能產業是國家的戰略產業，其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葉奇蓁坦言，一些軍民兩用的核心技術、一些決定企業經濟和發展命脈的關鍵技術、一些發展前景廣闊的高科技技術，靠錢是買不來的，我們必須下決心自主研發攻關解決。
對于國家下一階段還建不建二代改進項目，我國相關部門曾經提出 “內陸一律要建AP1000”，祁恩蘭希望國家能靈活一些，對于近期開工建設的項目（例如在AP1000投運前，2010-2013年），可以根據廠址適宜條件，業主經驗等因素，給業主一些是建設第三代還是二代改進堆型的選擇權。
祁恩蘭說，電力規劃設計總院6年前曾做過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核電競爭性的經濟分析，那時就提出了電價應計入外部成本，及降低核電工程電價的多條建議，“截至現在報告中的很多內容都與現實發展基本吻合。事實上很多核電項目（主要是二代改進）現在計算出的含稅上網的電價，已經低于當地煤電（含脫硫）的標桿電價了。二代改進技術比較成熟，國產化率比較高，國內建設經驗較多，因此近期建設一些二代改進項目還是有利于核電建設的平穩有序發展的。第三代技術在消化吸收、批量生產后，電價應該也會有競爭力。”
此外，趙成昆認為，當前特別重要的是盡全力把三代依托項目4個AP1000機組建好，把消化、吸收工作做扎實，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其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再創新。有關方面仍應特別關注供方的設計和關鍵設備研發進展情況。首座AP1000建成之后，在部署開展批量建設之前進行適當時間的工程驗證，全面評估其安全性、可靠性、經濟性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是核電發達國家獲得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發展核電是我國能源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做好這項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
我國必須加緊培養、提升核電科研設計等相關人員的素質，擴大人才隊伍，制定強有力的培養核電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計劃與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