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變暖已成世界共識，對于各國而言，亦是重大機遇。

　　即便沒有來自哥本哈根的壓力，中國政府也必須告別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貓”經濟，而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綠貓”經濟。

　　無論從國際責任、還是國家利益而言，中國政府都必須如此迎接全球減排的大潮，事實上，中國政府已于近年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此點。現在擺在中國面前最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去規劃和打造“綠貓”經濟。

　　綠色轉身的瓶頸

　　11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

　　但要實現減排的承諾并不容易。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楊宜勇所長深感憂慮地向時代周報表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條件畢竟不同，在我們這個GDP程度，粗放發展還是難免。”

　　據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計算：要實現到2050年控制溫升2℃的目標，發達國家就要減排80%，人均排放為253噸，而發展中國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間僅為人均82噸左右，這將嚴重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若從歷史角度來看，反差更大：從1850－2050年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積排放將高達1206噸，而發展中國家只有330噸。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教授也在12月2日的演講中表示：低碳經濟形態的形成將重新定義長期競爭力，具有廣泛而重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含義，進而關系到國際戰略競爭的格局。而低碳經濟的形成要依賴技術，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創新能力薄弱。僅以中國為例，中國節能減排領域目前有幾十種主流骨干技術，但其中的很多中國都不掌握其核心技術。

　　數據顯示，從18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到1950年，在人類燃燒化石燃料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的排放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總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約22％的發達國家仍消耗著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溫室氣體。

　　因此，在12月6日下午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各國記者又連番問起“誰該為氣候變化埋單”的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伊福?德布爾明確提到歐盟、日本和美國的名字，他認為這些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不僅有責任應對氣候變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更有能力提供資金。

　　他還表示，為幫助有關國家適應目前已經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影響，今后3年每年至少需要100億美元，長遠來看更是需要按千億美元計算的巨額資金。

　　長期以來，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都承認，發達國家因為歷史欠賬，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幫助。

　　但是口頭說說容易，付諸行動不易。在10月20日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會議上，歐盟財政部長未能就歐盟氣候變化資金援助方案達成一致，各成員國在援助資金數額上分歧嚴重。不少東歐新成員國反對在目前金融危機情況下為此增加投入。

　　此外，美國和日本均未在此問題上明確表態。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他表示對此不抱樂觀，“西方國家納稅人的錢是容易拿出來的嗎？都有一個說服國會的艱難過程。”

　　截至目前，中國企業如何突破綠色轉身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瓶頸，仍是難題。

　　沖擊下的中國企業

　　對碳減排所帶來的經營壓力，中國民航業感觸最深。

　　2009年10月，歐盟推出了航空領域的碳減排方案。按照歐盟的規定，自2012年起，只要進出歐盟機場的航空公司都將被納入碳排放交易配額制，即航空公司將被分配一定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排放總量低于限額的航空公司可出售其限額剩余部分，而排放總量超標的則必須購買超出限額的部分。

　　2009年全國民航工作會議上，民航局官員稱，由于中國航空公司的排放量太大，所受影響巨大，特別是國航等經常飛歐洲的航空公司，經營成本會大幅提升。

　　這個事件可以看作中國企業承受“碳沖擊”的前奏。

　　《京都議定書》規定發展中國家暫不履行減排義務。因此，我國企業（不包括航空業）不但可以暫不履行溫室氣體減排義務，還可通過和外國企業或者機構聯合開發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轉讓CDM項目核證減排量而獲得收益。也就是我國企業以項目的形式接受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進行減排，而通過項目所實現的“核證減排量”(CER)可以被發達國家用于完成履行議定書減排承諾。

　　據統計，到2012年全球累計的核證減排量總共為27.86億噸二氧化碳，而中國占據了其中的55.3%，約為15.39億噸，中國企業從中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收益。

　　現在，這種好日子似乎要走到了盡頭—從“巴厘島路線圖”到現在的哥本哈根會議，一種明顯的趨勢是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開始履行減排義務并明確減排指標，倘若事實真的如此，那么中國企業可能不能再有機會“出口”減排指標，反而要花錢從外國“進口”了。這對一些本就因為高能耗、高排放而利潤微薄的中國企業而言，不啻是駱駝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即便哥本哈根會議上不強求發展中國家履行減排義務，中國企業能躲過“碳沖擊”，但是這些企業在對外出口之時依然會面臨“碳關稅”。盡管遭到歐盟的一致反對，但是法國最近仍單方面地提出將從2010年開始，對那些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歐盟國家早就意識到氣候減排背后的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機遇，并在“綠貓”之路上跋涉多年，在可再生能源、清潔煤炭、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等領域均已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技術水平。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上臺后，也一改此前美國政府的保守態度，欲在清潔能源領域大有作為。

　　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知名專家、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張天柱教授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指出，“中國作出減排承諾有助于切實推動經濟結構及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也將市場關注的‘低碳經濟’由概念轉為現實。”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教授曾指出，高能耗高排放的發展模式已經快走到盡頭了，在未來的城市發展中，以低碳、低污染為基本要求，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目的，可看成人類第二次革命。

　　節能減排孕育機遇

　　發展低碳經濟，環保產業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這個新興的產業發展迅猛，潛力巨大。而環保產業可以劃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理解是終端控制，即在環境污染控制與減排、污染清理以及廢物處理等方面提供產品和服務，廣義的理解則包括生產中的清潔技術、節能技術，以及產品的回收、安全處置與再利用等。經過多年的發展，環保產業向產業環保轉變。

　　張天柱教授告訴時代周報，當下的環保產業已不限于狹義的環境保護、污水處理等產業。他還指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環保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直接貢獻將由小變大，逐漸成為改善經濟運行質量、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技術檔次的產業。產業內涵擴展的方向將主要集中在潔凈技術、潔凈產品、環境服務等方面，中國環保產業的概念在不斷擴大延伸。

　　據了解，在“十一五”期間，中國環保產業可望保持年均15%-17%的增長速度，環保投資的重點領域主要包括水環境、大氣環境、固體廢物處理、生態環境、核安全及輻射環境保護建設以及環境能力建設。2010年環保產業的年收入總值將達8800億-10000億元，其中資源綜合利用產值6600億元，環保裝備產值1200億元，環境服務產值1000億元。

　　在即將出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規劃中，資源能耗低也是關鍵的選擇條件，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產業七大產業已入圍規劃，將新能源和環保產業作為未來的戰略性產業，給予重點扶持。

　　產業轉型誰最受益

　　作為對價值最為敏感的資本市場，其實早已對于具有新能源、節能減排題材的股票紛紛看好。不過，一份來自中金公司的分析報告指出：“從控制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來講，由于新能源在能源中占比很低，短期內對碳減排的實質性貢獻有限，而‘節能’和‘減排’路線對碳減排的實質性貢獻更大。”

　　而早在此前舉辦的以“低碳經濟與城市未來”為主題的論壇上，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之時表示，我國是一個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百分之七十幾的能源依靠煤炭，而煤炭必然帶來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是減少排放，而不是脫離這個資源分布現實去追求清潔能源。

　　呂學都進而指出，由于經濟發展對水泥、鋼鐵等產品的剛性需求，我們也不應該因為這些產品的高碳排放而對其進行排斥，“如果有水泥投資來到東莞，如果能采用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包括廢物回收高利用率，那我們都應該鼓勵。”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陳勇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也表示，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移的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過程。現在要考慮的問題是找到一些發展低碳經濟的切入點，然后實事求是地尊重客觀規律去發展，他認為節能建筑、交通節能等方面具備現實發展條件，應該作為主要發展的方向， “在政策方面，對節能減排我們就采取政策鼓勵，包括資金的獎勵；但是對發展可再生能源，如果政府要補貼，就要考慮一下了。”

　　 對于新能源行業要求政府給予行業補貼的呼聲，陳勇表示不贊成政府直接對新能源企業進行補貼，“政府讓企業做新能源項目，企業不愿做，因為做得越多，死得越快。現在的風電都有補貼，但是政府也不敢給多，因為每天都要補貼，政府也負擔不起。”

　　新產業亟需新商業模式

　　早在1995年就已經開始了低碳經濟的嘗試與探索的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自民，也對時代周報記者坦承，“我們從傳統的能源結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主要還是一個商業機制的問題，如果我們從企業的角度，也從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長期的比較合理的商業利益的存在，低碳經濟在實踐上是比較難以維系的。”

　　高自民舉了太陽能發電的例子，他說即便國家給予太陽能發電很高的定價，但是太陽能發電依然不具有經濟性，需要政府在投資上給予一定的貸款，給一些直接的補貼，再在上網時給直接的支持和優惠。

　　不過行業分析師對于新能源的應用前景普遍樂觀。長城證券的分析報告《低碳助推新能源騰飛》就認為，太陽能發電成本目前正加速向傳統能源靠攏，在部分地區的用戶端，太陽能有望在兩年后做到經濟實用。受益于光伏產業的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未來幾年太陽能電池組成本有望保持15%~20%的復合遞減速度。報告特別強調按照目前泛歐氣候交易所的碳排放權價格，每千瓦時太陽能發電能夠減排約1公斤二氧化碳，對應的價值為0.12元，這部分價值將隨著我國碳排放相關政策的發展而得以體現。

　　11月，由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撮合，上海和廈門的兩家企業完成了國內首筆碳交易。這標志著我國碳排放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創新和進步，也意味著“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 這一減排指標可能通過市場交易機制在全國企業范圍內進行分解。對于目前尚無法在經濟上獨立運營的新能源企業來說，建立中長期的商業機制的機遇在此。

　　牛文元教授也建議， “如果在產業每一個環節都重視這個問題的話，中國的低碳經濟前景一定非常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