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已進入關鍵階段，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2月16日下午啟程前往哥本哈根。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于當地時間12月16日11點在哥本哈根新聞中心發表演講，要點如下（文章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這次哥本哈根會議一個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議題是設定長期減排目標，并對今后排放權進行分配。首先要指出，在CO2濃度目標確定以后，人類可以通過化石能源使用和水泥生產排放的CO2總量就隨之而定。因此，減排和排放權分配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這里，我想結合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對這個問題提一點看法。

IPCC方案、G8方案、OECD方案有失公允

目前在談判當中，主要參考的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此外還有G8方案、UNDP方案等。如果照這些方案進行分配的話，將會產生怎樣的后果，下面分別進行分析。

根據IPCC方案、G8方案和OECD方案這3個方案，發達國家在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權是發展中國家的2.3～5.4倍，因此這3個方案非常不公平，表現在：其一，不考慮過去排放的巨大差異（7.54倍）；其二，不考慮未來排放的巨大差異；其三，發達國家（2010年）和發展中國家（2020年）排放高峰年時間太近；其四，不考慮基準年排放量的巨大差別（1990年為4.8倍，2005年為4.4倍）。

長期排放權該向誰傾斜

接下來需認真討論的問題是：在長期排放權分配上，到底是應該向發達國家傾斜，還是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我們認為，無疑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傾斜。這不僅僅是因為歷史排放的問題，還因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產生的排放（城市化、工業化、基礎設施建設、生活水平提高）。而發達國家現在排放中的一大部分已經是奢侈排放，對這3個方案，我的結論是，如果這些方案成為國際協議的話，它們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因為這將把目前已經形成的巨大貧富差異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解讀發達國家設計的陷阱

我們發現，這些減排方案中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陷阱，具體構成是：第一，溫度對大氣CO2濃度的高敏感性；第二，2度閾值；第三，450ppmv目標；第四，8000億噸左右的CO2排放空間；第五，發達國家率先減排，不足15%的人口獲得約44%的排放空間；第六，發展中國家盡管沒有中期目標，但2020年后余下少量的排放空間。

對這個陷阱，發展中國家其實看得并不清楚，比如說，它們一直強調的發達國家中期40%的減排方案。其實，發達國家即使達到這個目標，給發展中國家增加的排放空間也非常有限。

我們要強調的是，在控制大氣CO2濃度增高問題上，需要一個完整的國際責任體系，這個國際責任體系必須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之上。而IPCC方案、G8方案、OECD方案都沒有體現這個原則，因此不應該作為長期減排的談判基礎。

美國在長期減排目標設定上不能“捆綁”中國

首先，中美歷史排放和現實排放上有巨大不可比性。其一，1900～2005年，兩國人均累計排放相差20倍；其二，歷史排放總量，美國多5倍；其三，美國目前人均排放量是中國的4倍。

其次，如果硬要“捆綁”，美國只有提出更高的減排目標，才有資格進行捆綁。我們知道，美國提出的減排目標是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2050年比2005年減排83%。對此，我們做了模擬，結果是以2005年不變人口計算，美國在2006～2050年間，人均排放量為150噸碳。假如全世界都像美國這樣排放，2050年的大氣CO2濃度將達到600ppmv。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在未來人均排放上肯定會大大小于150噸碳這個“美國目標”。因此，假如中國采取“反捆綁”戰術，只要提出“中國在今后人均排放量上力爭控制在美國同期排放的70%之內”，美國就會非常被動。而我個人相信，中國是有能力達到這個目標的。

所以我奉勸發達國家提出更高的長期減排目標，不要“捆綁”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并且相信這種“捆綁”最后只會“將自己的軍”。

發達國家不能否認氣候債

第一，危險的信號。表明這些國家將否定一系列重要的原則，比如“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和“誰污染，誰治理”原則。

第二，希望發達國家注意，它們的高排放固然有一部分是他們祖輩造成的，但主要是目前活著的人排放的。當代人總不能逃避自己的責任。

第三，CO2濃度的增加是有繼承性的，這個繼承性和一個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福利水平的提高密切相關。

第四，如果要算氣候債，到2005年，發達國家至少已經欠了5萬億美元的債。今后在嚴格控制CO2濃度增高的前提下，CO2排放權將成為稀缺的商品，那么，發達國家否定氣候債實際上就是否認了幾萬億美元的債務。

因此，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堅持住，在談判中一定要把氣候債作為一個嚴肅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