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對于工業發達國家，關鍵詞是減排和出資；對于發展中國家，關鍵詞是減緩和適應。結合二者的“靈魂”是資金和技術。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進入中盤，開始觸及“靈魂”。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所有發展中國家就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資金。由此，需要多少錢？誰來出？出多少？誰管錢？把錢給誰？這些敏感問題使哥本哈根貝拉會展中心成為討價還價的大集市。

國際反貧困民間組織“行動援助”（ActionAid）估算，到２０２０年，發展中國家需要大約２０００億美元，用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根據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行動援助”指出美國、歐盟、日本是“氣候債務”三巨頭，分別“欠債”８８０億、６４０億和２６０億美元。

令發展中國家失望的是，三巨頭把錢包捂得緊緊。歐盟原先拍胸脯提出今后三年每年拿３２億美元，但１０日開始的歐盟領導人會議上，這一數字縮水至２６億美元。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計劃在２０１０年財政預算中列入１２億美元氣候資金“小錢”——僅夠１０００名美軍士兵在阿富汗戰場一年開銷，美國國會還不見得放行。日本政府則口惠而實不至，至今對具體金額語焉不詳。

更令發展中國家憤懣的是，發達國家還在提供資金問題上擺譜，把“還債”當作援助，把“義務”視為施舍，把“債主”當作“乞人”。

對于躺在加利福尼亞沙灘曬太陽的普通美國人，徜徉萊茵河畔的歐洲人，登臨富士山賞日的日本人，或許覺得“欠債”說不可思議。

先看看科學數據，從１８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到１９５０年，人類燃燒化石燃料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占９５％；１９５０年以來的５０年中，發達國家占總排放量７７％。而二氧化碳排至大氣后，少則５０年，長則２００年不會消失。

再翻翻歷史，上世紀４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加州洛杉磯出現光化學大氣污染。六七十年代，流經歐洲９國的萊茵河因工業污染失去秀色。大約同一時期，工業高速發展導致的大氣污染和水污染，使日本出現水俁病等“四大公害病”。

歐洲現在大力提倡清潔能源。而在１９世紀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無論是法國作家佐拉的《萌芽》，還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中，歐洲工業動力就是煤炭。

套用安徒生童話《丑小鴨》中的寓意，別看西方工業國家如今個個像白天鵝，曾經也都是“丑小鴨”。請捫心自問：欠債不還合適嗎？

觸及“靈魂”的不是錢，應是責任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