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一直是山西的關鍵詞，由煤炭而起的這場改革會產生怎樣的“蝴蝶效應”？記者走訪山西省煤炭產區，近距離地觀察這一年巨變。

一個礦工生活在“煤改”中

這是2009年12月25日下午5點，深冬季節，北風勁吹，井口外人跡罕至的凍土、落滿灰塵的調度室的外地秤、一排排簡陋的民工板房、空空如也的儲煤場，這是一座已經停產的煤礦，在煤改政策發布后幾個月，煤礦被太原一家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兼并。

由于停產，礦里已經沒有多少工人。在煤礦的小食堂前，一個精瘦的人蹲在地上拿著個碗，看樣子是在等著吃飯。

周金甫40歲，河南口音，說起話來一笑，臉上的皺紋凝結，如同木刻畫般涇渭分明。周金甫蹲在地上，一邊用地上的石子亂畫著圖案，一邊告訴記者，冬天黑得早，雖然沒到吃晚飯的時間，但他已早早吃完，就要下井去了，當天活多，估計要干到八九點了，再上來的時候害怕沒熱飯了。周金甫現在井下做維護工作，用煤礦的專業術語來說，是“液壓支柱”的工作。

周金甫是河南省南陽市南召縣留山鎮楊扒村人，來山西已經有十多年了，一直在煤礦上打工。從去年開始，煤礦停工了，他的老鄉礦工們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但周金甫卻選擇了留下。一方面他是技術工，不是“挖煤”的，在煤礦日常維護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他從礦上的“領導”那里偶然得知：煤礦將被大礦兼并，留下來的人可能就成為真正的煤礦工人了，有保險，有住房。

從23歲外出打工至今，周金甫曾經無數次想象過那個畫面，如同《我為祖國獻石油》那首歌描述的那樣“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天不怕、地不怕、風雪雷電任隨它”，那種當一個真正工人的自豪感。但他一直沒有實現過，來到山西之后，他先后在柳林、中陽、離石、汾陽、孝義等地的小煤礦打工。“剛來的時候可慘了，一個月也就掙幾百塊錢，下了井上來連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吃的是饅頭大白菜。”最早他同村里的幾十個鄉親，一同來山西的小煤窯打工，他幾乎把煤礦上的所有活都干過了，拉板車、挖煤、提升，小煤窯挖煤主要靠放炮、鐵鍬，一個班一天也就二三十車，一車約400多斤，“掙不上什么錢。”

除了掙錢少之外，最大的陰影是礦難。“10多年前，有一次，煤礦冒頂，和俺一起來的好幾個人下了井再沒有上來。俺們那個哭啊，都是親戚啊，不是叔叔輩的，就是兄弟輩的……”在周金甫眼中，山西的煤改是“有形”的，“2000年之后，煤能賣大價錢了吧，礦工的收入也高了。我記得換一個地方工資就漲一點，現在下一天井150塊，現給鈔票。”周金甫在一個煤礦干活幾乎沒超過兩年的，“沒辦法干啊，剛開始我在一些小煤窯干，后來到礦上打工，但常常停工，附近哪個煤礦一死人，基本上這個縣或者這個地區所有的煤礦就都停產了，一停產我就沒收入了，只能換地方。”周金甫發現，每換一家礦，條件就好一點，山西省在幾年時間內一直在提升煤礦的門檻，從9萬噸、15萬噸、30萬噸，這次更是直接提升到90萬噸。

“我們過幾天就要去大礦上培訓，聽說還要考試，領上崗證。”談到這些，周金甫有些為難，上到初二就輟學的他不知道能否通過大礦的考試“我可得用勁呢，這可是大好機會。”周金甫也給自己打著氣，他知道，如果能夠通過考核，那么他將和煤礦簽訂合同，有了養老保險，有了正式身份。

他的家在河南農村，家里有3.4畝地，有妻子照料著，兩個女兒一個正在上初中，一個才剛剛3歲。周金甫說著有些激動，談起了家里，他感觸地說：“我也不想再過讓他們擔心、讓自己痛心的生活了，今年過年，我能跟他們高興地過個年，然后等著明年上工。”

一個煤老板的心態變化

“沒啥好擔心的，手續基本上辦完了，現在好好歇著。”在太原一家酒店里，記者見到了來自長治的煤老板王實，王實是一家鄉鎮煤礦的負責人，這次他的煤礦被長治潞安集團兼并，這是山西煤改重點打造的幾個5000萬噸大型煤炭企業集團之一。

相比于網上關于“煤老板維權”的喧囂，在記者面前的王實卻顯得很平靜。“大勢所趨，這我早就料到了，只是沒想到來得這么快，這么急。”王實告訴記者，早在幾年前，年產9萬噸以下的煤礦已經被勒令退出行業。其后門檻逐年加高，一直到今年已經是第四次提門檻了，只不過是從年產30萬噸直接提到90萬噸。

根據煤改政策，大多數煤老板會以參股方式在原先屬于自己的煤礦中占得一席之地。山西本土的私營礦主王實則顯得輕松很多，他稱同意兼并，“雖然比以前掙得少，但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收入，而且少了很多風險。”王實的話不無道理，在煤炭資源整合前，他的感覺是“老怕出事”，有段時間都怕手機響，怕接起來就聽到“煤礦出事的消息”，那可“麻煩了”，甚至可能觸動刑律，被抓被罰。

王實是上世紀90年代末涉足煤炭產業的，當時他承包了村辦的一個年產3萬噸的煤礦，這在當時已經算是規模可以的小煤礦了。“煤炭行情那時候不好，煤炭的主要銷路是本省，也就是附近幾個廠子。”但2003年后，煤炭行情一天比一天好，王實嘗到了暴富的感覺。

不過，富了以后的王實,也開始感受到煤炭的不穩定性帶來的種種壓力。

對這次煤改，王實持中立態度，他既為自己卸下了擔子而輕松，又惦記著擔子里那些原本可能會屬于他的財富。“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安全了，不再操心了，有種上岸的滋味。”

一個官員說“山西模式”

2009年12月底，山西省國土廳11樓臨時的國土采礦證辦證大廳，人來人往，走廊擁堵。走廊的兩端連著一個“巨大”的辦公室，說它巨大，是因為這是由會議室臨時改造而成的，大廳的布局非常簡單，將桌子橫向或縱向對等排列，隨處可見擺著“長治市”、“臨汾市”之類的桌牌，它們將大廳分成不同區域。一位國土部門人士表示，這種集中辦公的模式很有效率。山西省國土資源廳領導也高度重視，并向山西省政府立下軍令狀:“到12月中旬，換證率達到85%以上。”這里辦理的是煤炭企業所需“六證”中的第一個——采礦許可證。

這種集中辦公，提高效率的方式正是這次煤改政策之下山西政府煤炭管理部門的一個工作縮影。據了解，為了在2010年前完成煤炭資源整合，整個“流程”都在高速運轉中。

在負責審批的一位負責人孫淑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從上午9點開始，孫淑的辦公室就沒有停止過來人，門口還排著長長的隊伍，都是山西各地上來的煤炭企業代表。“時間緊，任務重。”這句老話用來形容他的工作一點也不夸張。

這邊是銀行來人詢問一個被兼并的煤礦企業所欠貸款問題，另一邊是地市煤礦企業就采礦許可證上名稱問題進行咨詢辦理。“時間上有一個硬性規定，原先是9月份要全部完成，對我們這個部門來說，這也是死命令，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許多手續要審核，許多材料要重新評估，所以必須有這樣一套效率高的辦公模式。”

他所說的這種效率高的辦公模式，使得辦證時間由原來的40天左右縮短到現在的四五天。

而此次煤炭資源整合，也成為一種“山西模式”，內蒙古、山東和河南等省(區)派代表來山西調研取經，對本地區煤炭行業進行整合。

孫淑告訴記者：如果這次煤改山西成為“樣本”，對山西政府來說也是一次執政能力的提升。

一大批山西的煤礦，正在經歷著這樣一個改革的進程，停產、整頓、兼并、重組，一大批小煤礦正在迅速地消亡。山西終結小煤礦經濟，迎來大礦時代，會對山西有著怎樣的改變，人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