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在一個日趨強調“官民互動”的開放社會里，對于輿論的質疑，公權力機關的回應也日漸多了起來。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公權力機關而言，有好些事，要說服民眾相信自己提供的解釋，并不容易。

　　昨天的新聞里就有這樣一個例子。據(jù)《成都日報》報道，針對部分媒體有關哈爾濱、濟南、福州等市水價調整聽證會有關“問題”的質疑，有關機構負責人表示，已派出調查組進行核實，各市水價聽證會均符合規(guī)定。

　　不知道調查組調查了哪些人來核實。如果只是向聽證會的組織者或相干官方人士、準官方人士核實，自然核實結果是“均符合規(guī)定”。偏聽偏信的“聽證”無公信可言，偏聽偏信的調查同樣如是。

　　從法律上說，水價聽證是必須為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價格法》上明文寫了：“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yè)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jīng)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征求消費者、經(jīng)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對于有些主管部門來說，“漲價”是定局，“聽證”又不能不搞。也只好勉為其難，把“聽證會”這道法律程序進行下去。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聽漲”的議程早已設計，消費者“被代表”，反對聲音也被屏蔽。“聽證會”是開了，但所有的聽證程序安排，都是為了保證得出一個“廣大群眾支持漲價”的結論。也怨不得哈爾濱的水價聽證會上，有真正的消費者代表要向聽證會的主持人扔礦泉水瓶以示抗議。

　　我想調查組的官員們其實也明白，消費者代表所抗議的以及輿論所質疑的，都指向聽證會的實質，而不是聽證會的形式是否“符合規(guī)定”。進行聽證會是“符合規(guī)定”，但僅有聽證會的“表”是不夠的，聽證會的“里”對于聽證事項更具決定意義。輿論所質疑的，實則在聽證的具體細節(jié)及其程序是否“符合規(guī)定”，舉凡代表身份、代表產生方式、會議議程設計、會議具體程序都得一一打量，斤斤計較。

　　比如，有媒體對哈爾濱水價調整聽證會中的消費者參加人身份提出質疑，上述負責人回應稱，是哈爾濱市消費者協(xié)會在向物價局正式報名時，誤將兩位參加人的身份顛倒了。這或是事實，那么，聽證會上的“消費者參加人”出現(xiàn)了“張冠李戴”，這難道也“符合規(guī)定”？聽證會的組織者難道不核實參加人的身份？

　　對“福州水價調整聽證會消費者參加人的產生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消費者參加人是否必須公開身份”，上述負責人的回應也是“符合規(guī)定”，并稱“消費者參加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公開身份。

　　這樣的回應真是巧妙。所謂“消費者參加人”而非“消費者代表”，堵住了認為自己“被代表”的那些消費者的口實。反正，在上述負責人看來，聽證會并不需要“消費者代表”參加，有“消費者參加人”參加也是“符合規(guī)定”的。查《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從第十條規(guī)定中可知，聽證會參加人的產生方式有兩種：“消費者采取自愿報名、隨機選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委托消費者組織或者其他群眾組織推薦。”哈爾濱市水價“聽漲會”采取的當?shù)叵麉f(xié)推薦，福州水價“聽漲會”采取的則是“消費者自愿報名、隨機選取”。無論哪種方式，都殊途同歸，在上述聽證會中都確保了同意漲價的消費者參加。

　　在“消費者代表”和“消費者參加人”上如此咬文嚼字，充分表明了有關機構對法規(guī)的尊重。而“聽證辦法”中模糊其辭并給執(zhí)行者留下了足多可解釋的空間，也實在讓人感嘆立法者的“深謀遠慮”。防止行政專權擅斷，維護相對人合法權益并確保公權力科學決策，是聽證的本意。若把聽證僅僅當作粉飾“依法行政”與“民主決策”的時髦名詞，聽證會還何來“兼聽則明”？偏聽偏信的聽證效果如何，到網(wǎng)上看看網(wǎng)民回應的跟帖和留言就知道了。

　　要恢復聽證的“正當程序內核”，就得打磨細節(jié)，完善程序，做到真正尊重民意。魔鬼都在細節(jié)之中。聽證制度最為欠缺的細節(jié)，就是一套科學的、公正的代表遴選機制和會議程序規(guī)則。與其以狡辯應對民眾的質疑，莫如在推動聽證的程序正義上花些真功夫。

　　（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