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即將定格在2010年。不經意間，人類跨過新的世紀已經十年。十年，與漫漫歷史長河相比，不過是“彈指一揮間”。然而，這十年中，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史無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中心國家遭到重創，外圍大國地位空前提高。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正在演變為日益明顯的多極化格局。超級大國對世界的控制力和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正在以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衰退，“多強”之中的大國同樣以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在各個領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舊的世界秩序瀕臨解體，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中國何以自處？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中國應該擁有一個怎樣的能源戰略來實現國家能源安全？
 

　　世界秩序面臨空前挑戰，中國可以大有作為

　　如果拉長歷史的尺度，我們會發現，二戰結束以后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面臨挑戰和解體。

　　六十多年前，整個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美國及其盟友通過一系列國際規則和多個國際組織主導了戰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在政治與安全領域建立了聯合國（UN）、北約（NATO）等國際組織；在貿易領域，建立了關貿總協定（GATT），后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金融領域，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發展領域，建立了世界銀行（WB）。

　　舊的世界秩序的解體始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德國統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雅爾塔體系只殘存于東亞地區。近二十年來，“美國秩序”遭遇了空前的挑戰：

　　l         多哈回合談判癱瘓，金融危機之后的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體系受到挑戰。

　　l         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IMF的錯誤政策和無能廣受詬病。

　　l         全球貧富差距繼續拉大，2009年極度貧困人口達到9000萬。

　　l         全球公共產品極度困乏：氣候變暖、傳染病、跨國犯罪、海洋污染、環境惡化、對外援助無法落實。

　　l         金融危機之后，“華盛頓共識”瀕臨崩潰，“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再次受到青睞。

　　著名的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曾在其著作中說過： “美國的影響建立在三種主要的利益機制上，而他的盟國正是通過這些以美國為中心的機制來獲得收益，并服從美國的領導。這三種主要的利益機制是：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開放的市場和保持石油價格的穩定”。金融危機前后的歷史表明，美國影響世界的三種利益機制都瀕臨解體：美元體系受到質疑，美元越來越成為各國不信任的貨幣；自由貿易談判屢次受阻，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石油價格大起大落，權力重新回歸產油國。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在弱化，在某些領域，美國無暇、無力掌控局面，甚至讓他國占領了制高點。

　　在這一宏大背景下，中國如何自處？在我看來，中國的基本立場應該是：不試圖挑戰美國的地位（如地緣政治利益，美元地位等），不試圖打破現有格局，但應利用世界秩序變動之機會，參與甚至主導某些國際規則（機制）的修改、建設，利用國際規則維護和獲取國家利益（如增加中國在IMF中的話語權，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中國需要承擔國際責任，但不要成為“one of the G2”，因為更高的地位，意味著更大的責任。不是我們不想承擔責任，是我們還沒有承擔更大責任的實力和資本。我們完全可以換一種方式加強中美合作。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需要繼續“韜光養晦”，但一定要有新境界！

　　世界經濟秩序面臨重建，中國獲得難得機遇

　　世界經濟秩序的調整與變動同樣以“浩浩蕩蕩”之勢席卷全球。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的強大動力之下，世界經濟經歷了一輪“高增長、低通脹”的繁榮周期。然而，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打破了人們的繁榮之夢，全球化從此逆轉。

　　美國是這一輪全球化和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嗎？如果從國家利益的比較來看，這個問題恐怕很難回答。國家之間的比較，不僅要看是否比對手獲益更多，還要看在外來沖擊面前，誰的損失更小。我們在多年以前得出的結論：不利于霸權國家的全球化是可能逆轉的。如今，全球化逆轉的趨勢已經初露端倪。
 

　　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全球經濟失衡，是各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和不匹配發展到極限而必然產生的現象。結構失衡導致貿易和國際收支失衡，進而在觸發因素的沖擊下爆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因此，金融危機之后，全球性的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如果沒有結構調整，僅僅依靠短期的經濟刺激，那就意味著現有政策只是暫時緩解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而經濟的二次探底和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極有可能接踵而至。

　　但是，必須承認，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有其合理性，是國際分工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正是分工從一國延伸至全球，經濟要素得到充分流動的過程。

　　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在于“四個世界”的相互沖突，即國際收支赤字國的過度消費與國際收支盈余國的過度儲蓄之間的沖突。從國際收支角度劃分，世界各國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國際收支赤字國和國際收支盈余國。其中，國際收支赤字國以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為代表，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長期處于赤字狀態，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特別發達。國際收支盈余國又分為三類：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高端制造業強國；以中國、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低端制造業國家；以中東產油國為代表的能源資源出口國。

　　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總爆發，也意味著原有的世界經濟秩序被打破，需要重新調整與平衡。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個人儲蓄率上升，消費模式發生變化。美國貿易逆差開始縮小，貿易平衡得以改善，而中國的出口則大幅度下滑。這一變化必然促使美國重新振興制造業，特別是滿足美國人民基本生活、生產需要的制造業。這會產生兩個結果：

　　第一，美國出現“再工業化”現象，減少貿易逆差，增加中產階級的收入，穩定就業。金融部門的過度創新讓位于制造業的創新；

　　第二，基于大量的能源消耗和貨物遠距離運輸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將受到遏制，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將會不斷出現。“輪胎特保案”只是一個開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很難避免。

　　美國個人儲蓄率的上升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現在還不好輕易下結論。但可以預計，美國家庭的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預防性儲蓄的回升將至少在3年至5年內改變美國的消費格局，同時也將改變原有的世界經濟、貿易格局，會推動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倒逼中國擴大國內需求。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那種外需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全球經濟的調整與再平衡將成為一種強大外力推動中國經濟從“向外”到“向內”的轉變。這給中國提供了進行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契機。
 

　　總體而言，短期之內，全球性的結構調整無法完成。長期而言，世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依賴全球“四個世界”調整和對接。在各國進行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摩擦將層出不窮。金融危機之后，世界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世界能源格局權力交替，中國須縝密謀劃能源戰略

　　世界能源格局已經并將繼續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其一，進入新千年，能源市場上發生了新一輪的石油權力交替：權力從石油消費國向生產國轉移。二戰結束以來，工業化世界依賴穩定和廉價的原油供應推動經濟增長。然而，在這一輪經濟繁榮周期，新興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需求強勁。資源民族主義的思潮之下，產油國加緊了對石油資源的控制。油價高漲，為老帝國遏制新興大國提供了機會。但是，高油價所導致的災難性后果卻讓老帝國遭到了更大的沖擊。幾年前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石油價格的持續攀升的困局絕不僅僅是供與求的暫時震蕩，攪動能源領域的還有西方消費國和石油供應國之間權力的持久轉移。原來的相互依賴關系正在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美國與其盟國以及其他能源消費大國正在從優勢轉為劣勢”。

　　其二，觀察世界能源格局的現狀與趨勢，我們無法輕松。在未來的數十年內，約有30-50億人口將陸續步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目前，發達經濟體總人口約為10億，這些經濟體在工業革命后二三百年的時間內相繼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總人口約為56億，其中，以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總人口和中東國家的人口總量接近30億。這些經濟體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集中步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經濟體行列。強勁的需求將給世界能源市場帶來空前壓力。

　　其三，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災難后果要求人類必須進行一場低碳能源革命，以便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內。低碳經濟規則將逐漸成為新的能源規則、經濟規則，其含義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不能以危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為前提，發展不僅要對當代負責，也要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能源消費國必須學會提高能效，減少排放，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減少對能源出口國的依賴。

　　中國的能源戰略，需要放到世界秩序重建和中國崛起這兩個宏大的歷史事件中去觀察。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能源消費總量就大，占世界總量比重不斷上升。如果今后中國人均能源消費水平達到世界人均水平的話，中國能源總消費量占世界總量比重就會從2005年15%達到2030年的1/5以上，先是超過歐盟25國，不久還會超過美國。2008年，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費國。
 

　　新能源尚無法在二十年內取代傳統的化石能源。道達爾公司對未來能源構成的預測是，石油到2030年仍是主要能源，天然氣、煤炭和其他能源三足鼎立，化石燃料占能源比例從2006年的81降到75％。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預測表明，到2030年，天然氣、煤炭和核能是美國的主要能源；歐盟天然氣、煤炭、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各種較大比例；煤炭依然是中國最主要的能源。

　　 “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構成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清潔利用煤炭是中國能源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煤炭儲量豐富，煤炭現在以至將來（直到2050年或更晚）依然是中國的主要能源，能源增量依然要依靠煤炭來解決。到2050年，煤炭雖然可以降到50%~60%（目前為70%），但總量仍會不斷增加。而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原油產量很難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大約只能維持在2億噸產量左右。根據多家機構的預測，到2050年，我國的石油需求將達到7.6億噸左右。屆時，中國的石油進口將達到5.6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73%。中國的天然氣探明可采儲量僅占中國化石能源可采儲量的1.48%，并且比國外產氣國的勘探開發成本高得多。作為一種清潔能源，中國天然氣消費潛力很大。雖然國產天然氣的產量仍有上升空間，但未來天然氣消費將主要依賴進口。

　　羅伯特·基歐漢曾說：“從物質含義上講，石油處于美國霸權再分配體系的中心位置”。石油對中國而言同樣關乎生死存亡。石油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石油行業是國民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但至今中國似乎從未有過明確的石油戰略，這一戰略只是內涵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能源的中長期戰略之中。簡而言之，中國的石油戰略可以總結為：

　　l         對外：鼓勵企業“走出去”，獲取國際資源，保障供應安全；

　　l         對內：國有體制保障供應，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石油依賴。

　　運輸安全是中國石油安全的軟肋。運輸安全分為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是運輸方式的安全。由于運力不足，目前國內油輪承擔的運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全部依靠外輪。一旦出現政治風險，大國可能不會選擇封鎖運輸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對承擔中國原油運輸任務的國外運輸公司經濟制裁，這就等于封鎖了中國的運輸通道。

　　二是運輸通道的安全。俄羅斯能源專家日茲寧曾指出：和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相比，石油運輸線的分布更加不均勻。近東石油管道的歷史證明，從1931年世界第一條石油運輸管道開始使用到現在為止，八條國際能源運輸管線中的每一條都曾經（至少一次）被關閉過。多數情況下過境運輸出現的問題都與政治原因有關。面對殘存于東亞地區的雅爾塔體系，面對似有似無的三條“島鏈”封鎖，面對海盜出沒、航道狹窄的馬六甲海峽，中國有必須要謀劃地緣政治關鍵區域，保障運輸通道安全。西出印度洋的通道不僅只有馬六甲海峽，還有印尼的巺他海峽、龍目海峽、瑪卡瑟海峽，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伯斯尼港，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泰國的克拉地峽等等。

　　運輸通道安全不僅僅是能源戰略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海洋化”的一部分，更應當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王雅平在其《中國走向海洋化》中所言，“中國走向海洋化的過程是全方位的——太平洋、印度洋、南海——既有對政治力量的角逐，又有對能源、領土等根本利益的爭奪”。在鄭和下西洋之后六百年后，2008年底，中國海軍已經遠赴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邁出了“海洋化”的實質性一步。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這樣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中國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全新的“韜光養晦”理念承擔大國責任、拓展國家利益；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以強烈的政治意愿深化國內改革；以對世界高度負責的態度制定能源發展戰略；以高瞻遠矚的眼光保障能源安全。惟其如此，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夠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