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里斯本條約》于2009底正式生效，歐盟可以在國際上大干一場了。至少多數歐洲人是這樣想的。長期以來，歐盟一直對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影響力不甚滿意。盡管歐盟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總體GDP大于美國、中國，但歐盟一直不能將其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還有人批評歐盟缺乏共同外交，因此總體總是小于部分之和。即使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人，似乎也意識到歐盟在國際上過于軟弱。《里斯本條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首先需要適應歐盟新的權力架構。一種新的“三駕馬車”在歐盟對華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中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三駕馬車是：歐洲理事會常設主席(即所謂歐盟總統)范龍佩、新連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歐盟外長)阿什頓。歐洲國家一些精英和輿論對在國際上無人知曉的比利時首相范龍佩和缺乏外交經驗的英國前上院議長、歐盟前貿易委員阿什頓當選《里斯本條約》新設立的最重要的兩個職位非常失望。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根本的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夠今后得到歐盟成員國的支持。或者說未來歐盟的國際地位與他們兩人目前國際知名度高低沒有很大關系，而主要取決于他們是否有能力有效地把27個成員國的立場協調起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成員國政府，最終的對外關系權力還在它們手里。在新三駕馬車中，阿什頓的角色尤其需要重視。她不僅主持歐盟27國外長月度會議，而且還兼任歐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對委員會對外援助等也有很大支配權。此外，根據里斯本條約規定，正在籌建中的歐洲對外行動機構(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也將歸其領導。

    中國和歐盟現在應該對過去幾年雙方關系出現緊張的原因進行反思。歐洲人對中國實際國情缺乏真正認識，同樣中國對歐洲的認識也不夠，導致雙方存在很大誤解。還有一點更為重要，盡管冷戰結束了(而中國甚至還在冷戰未結束時就在對外關系中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歐洲人看問題的意識形態色彩仍非常濃厚。充斥在歐洲媒體上關于中國的偏見和片面報道，制約了中歐關系的深入發展。

    中歐必須拋棄偏見，加強合作。對于歐洲來講，中國已經成為歐洲不可或缺的國際伙伴，在經濟上是這樣，在政治上也是這樣。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后，中歐相互指責對方。這實際上首次證明了中歐合作應對國際挑戰、進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金融危機更加突出了中國對于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對于中國來說，歐洲對于全球事務的影響力將會長期存在，雖然人們在廣泛談論金磚四國、全球權力中心轉移，這還是一個發展趨勢而非現實。

    經貿利益仍然是中歐關系最重要的基礎。2008年中歐貿易額達到4,256億美元，超過中美貿易1,000億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影響，歐洲市場需求下降，中歐貿易額同比相應下降。但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與前些年基本持平。截止2009年10月，中歐貿易總額已接近3,000億美元。歐盟繼續保持了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歐洲從中歐貿易的增長中同樣獲得了巨大利益，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也是歐盟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7年成立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中歐緊張的貿易關系。今后雙方應更加重視發揮這一高層對話機制的作用。由于在歐盟對外貿易中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就貿易問題而言，中國應將歐盟委員會作為主要的對話和交往伙伴。

    環保、氣候變化問題以及對非洲政策等也是中歐需要討論和合作的領域。中國不可能停止其現代化進程，同時中國也認識到環境對于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如何將二者統一起來，對于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對于歐洲和世界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歐洲作為全球氣候問題的領導者應該發揮建設性作用，指責中方和相互爭吵是沒有用的。中歐在清潔能源、新能源方面具有很好的合作潛力。非洲是中歐共同關心的地區，雙方在歐洲均具有至關重要的利益。且歐洲和中國分別具有各自的優勢。歐洲必須向非洲國家證明其政策對于非洲是有用的。在此情況下，中歐非三方合作才能夠成為現實。

    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美國因素在中歐關系中的作用也與過去發生了變化。當中國和美國關系出現緊張時，中國自然不希望和歐洲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另外，歐洲曾長期被中國看作是可以平衡美國的力量。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伊拉克戰爭，歐洲國家也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但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中國自身的崛起，中美關系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美國和中國的共同利益在不斷擴大，合作日益加深。如果過去美國因素曾是使中國走近歐洲的因素的話，現在應成為歐洲走近中國的因素。(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