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全球智庫峰會”能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分會上，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傅成玉邀請陳新華首先發言。“中國在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的承諾，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目標制定上，應該更現實一點。”陳新華直言。

在中國上下都在快馬加鞭趕路新能源投資的時候，陳新華發出了“保守”的見解。或許，作為曾在國際能源署等機構供職，目前又兼任中國歐盟商會能源委員會主席的權威專家，他確實有很多話要說。

陳新華對《能源》雜志記者表示，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的發展理念也應轉變過來，不再僅著眼于產業鏈中某一環節的繁榮。應把整個能源系統進行優化，扶持整個新能源產業鏈發展，把“千瓦時”而不是“千瓦”作為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評定標準，更加注重實際效果。

變千瓦為千瓦時

《能源》：我國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可再生能源“十一五”發展規劃》均規定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的目標，這也是我國政府出臺相應政策的慣例。您為何建議政府在鼓勵風電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千瓦時（實際發電量），而不能緊盯千瓦（電力裝機容量）？

陳新華：我最近參加中央二臺《新能源、新問號》的對話節目，看到做煤炭的、做房地產的企業都爭先恐后地跑去從事新能源發電，感慨良多。新能源發展確實是世界潮流，但另一側，部分企業投資新能源存在盲目性。有些企業可能還沒想好，是想將新能源真正當成一個新的業務板塊來做，還是想在國家提倡發展新能源的大潮下為樹立企業形象露一下臉。國家政策應該鼓勵新能源作為一個產業健康、有序、可持續地發展起來，而企業則應該冷靜思考一下，我有否能力擔當起投資風險，將新能源作為一個長期可盈利的業務做下去。

我國近幾年風能發電的裝機容量發展很快，在2007年就超過了2010年的規劃目標。聽說要將到2020年的目標從3000萬千瓦調高到1億千瓦，或1.3-1.5億千瓦。另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煤電設備年利用小時數大幅度下滑，部分電廠虧損。這時風電裝機容量的大幅增加必然會與現有的煤電產生更加劇烈的競爭。如果沒有強勁的政策支持，風電的發電量將不能得到保障。

此情此景下，如果政策制定部門僅注重將裝機容量弄上去，而不注重真實的發電量有多少，不注重風電能否上網，不注重這些電是否為消費者接受使用，就會造成已建風機的浪費。 對于電力企業，特別是國有電企業來講，你如只給他們裝機容量的目標，那么他們就可能在沒有做好風力資源評估的前提下，在風力資源不足的地方上風電，或在應該安裝小規模風機的地方上大規模機組，這樣裝機容量的目標達到了，但電力卻因種種原因發不出來，造成了投資的浪費。九十年代初，我在亞洲理工學院工作時，學校在泰國某村莊安裝了太陽能照明設備，第二年我再去看時，很多設備由于維修不到位都不能用了。我國目前已裝的風機不能發電的現象也很多，需要引起我們注意。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可再生能源發出來的電力，而不是裝機容量，是“千瓦時”，而不是“千瓦”。

變關注點為關注鏈

《能源》：那么怎么實現從“千瓦”到“千瓦時”的轉變呢？

從“千瓦”到“千瓦時”的轉變也意味著政府在制定新能源規劃時，要將政策支持從裝機容量的點擴大到整個產業鏈。這是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新能源規劃要更現實些，穩扎穩打地一步步推進，避免可能出現的大躍進傾向。

新能源的開發一定要有系統性。應該圍繞整個風電產業發展的價值鏈制定目標，著眼設備制造、裝機、發電、上網、消費各個環節，而不是僅著眼于這個價值鏈的一部分，比如裝機容量。太陽能發電也是一樣。

我最擔心的是上網和電價環節。大規模地風電開發必需要有電網支持。因風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中國必需一個靈活的、能穩定承載各種接入形式的智能電網；在另一側，風電商也要按風力預報將發電量變成可穩定預測的電量，這樣才便于電網公司及時規劃調度。

可以在制定“千瓦”目標的同時也制定一個“千瓦時”目標，比如說，2020年的風電發展目標是2000億千瓦時的發電量，這要求1億千瓦裝機容量加上每年2000小時的平均上網發電小時數。要寧可裝機容量小一些，也要增加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

歐美的可再生能源目標未免有些激進

《能源》：您很實在，也很冷靜。但目前，在各國都在搶占新能源領域制高點的背景下，中國發展新能源的步伐已不進則退。如果即將出臺的新能源規劃不將目標定得很高，它能夠趕得上全球發展的步伐嗎？

陳新華：我非常支持新能源的發展，認為全球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方面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迫切需要我們大規模地開發新的特別是可再生的能源資源。我所擔心的是目前全球新能源熱潮中，所定的目標是否現實可行，有否具體的政策措施來幫助落實這些目標，現有的能源體系能否有效地大規模接納這些新能源。

除了中國之外，美國與歐盟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美國希望在2020年有20%的電力來自于非水電可再生能源，歐盟希望將可再生能源在總體能源消費中的比例由目前的8.5%左右在2020年提高到20%。在這些目標上，我們看到的是很強的政治意愿，但就目標的現實可行性來說，我認為他們未免有些激進，是在“急行軍”，能否實現存在許多未知數。實現歐盟2020年的目標需要每年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個百分點，這從客觀上來說存在非常大的難度。

對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我們應該積極提供系統性實質性的支持，但不應拔苗助長。按現有規劃，到202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占全國能源供應總量的15%，這一比例是2005年的兩倍，如果再調高，我認為實現的難度會更大。

擴大清潔高效的能源供應來滿足新增能源需求是中國特有的緊迫任務

《能源》：請您談談中國與歐美在新能源發展上的差別。國外有哪些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需要滿足巨大的新增能源需求，而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能源需求基本上趨于飽和，近年還出現下降趨勢。歐美的新能源發展，或者是目前大家所說的綠色能源革命，是通過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來替代化石能源，在保障現有能源供應安全的基礎上，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中國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首先是要擴大清潔高效的能源供應來滿足新增的能源需求，其次是要將對占總體能源供應70%的煤炭進行清潔化改造。因此，中國的綠色能源革命的優先次序應該是：1）節能與提高能效；2）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清潔使用；3）擴大其他清潔低碳能源的供應（天然氣、核電等）來滿足新的能源需求；4）可再生能源的商業化開發。

我國已經將能源與資源節約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在能源政策上也一直強調節能優先。但需要將這些政策落到實處。在《能源法》征求意見時，我曾建議增加要求能源生產商和供應商幫助用戶降低能源消耗，提高使用效率，避免浪費，減少污染的義務。這樣一方面可以改變能源供應商與消費者之間力量不匹配的狀況，另一方面可以使能源供應商的業務范圍得以延伸，比如說電力公司就可以延伸到電表后面的用電設施。世界上有些國家如法國已經這么做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樣，需要對目前以傳統化石為主的能源運行體系，包括政策體系做出一些重大調整，來支持在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這些調整這需要一個磨合過程，需要靠強有力的改革來打破某些體制壁壘。

剛在談到法國，因為語言問題國內對這方面關注不夠。我想與您分享一下法國在環境立法方面的一些新的做法。法國兩年前希望就應對新的全球環境問題立法，但他們改變了過去專家小組起草各部委征求意見最后提交國會審批通過的做法，而是讓全國上上下下先就法國與全球的環境問題進行辯論，達成行動共識，再提煉出立法層面的條款作為立法基礎。這樣，經過兩年的討論，法國《全民環境共識與行動法》(Grenelle de l’Environnement)于今年2月份在國會全票通過。這一新的做法對于我們制定新的節能減排規劃與政策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因為這些事情都需要全民參與。比如說，我國前年出臺的《節能減排全民行動方案》就可以從下到上形成，而不是有幾個專家起草后政府公布。

現有風電競爭機制還應再往前走一步

《能源》：您怎樣看政府補貼新能源發展？難道只能靠財政補貼我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才能往前走？

陳新華：政府補貼只是一種短期過渡行為。新能源產業發展首先需要一個能夠長期支持企業發展的政策框架，然后是企業的參與。目前對企業而言，風能和太陽能的發電成本還比較高，不具備與傳統化石能源競爭的條件，要想實現產業發展，要么由政府財政補貼，要么讓消費者接受較高的價格。

現在讓消費者接受高價難度很大。但政府財政補貼也不能是個無底洞，這項補貼到底能支撐多大規模的產業發展，要補貼多少年決策者一定要搞清楚。

同時我們要逐漸完善市場競爭機制。比如風電競標，開始時誰出價低誰就可能中標，后來國家不斷完善競標機制，在選擇中標者之前會將最高報價和最低報價都去掉。現有風電競爭機制還應再往前走一步，從整個生產運行周期上通盤考慮成本，就像我腳上的意大利皮鞋可以穿十幾年一樣，有時設備初始價格高一點，但它的使用壽命更長，整個周期成本其實更低。要不然，就可能造成將破銅爛鐵放到風機上去，價格很低，但經常出毛病，不能產生千瓦時，最終成本卻非常高。政府政策應從支持可再生能源長期健康有序發展的角度來鼓勵好的產品上去，好的企業進來，為此要制定嚴格的行業標準。

最終我們還是要讓消費者接受清潔能源，此過程中我們也需將能源價格體系理清楚，甚至在戰術上還需通過征收污染費等方式適當提高化石能源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