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由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IHDP）、世界氣候研究計劃中國委員會（CNC-WCR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和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DIVERSITAS）共同舉辦的主題為“應對氣候變化研究”的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

CNC-IGBP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CNC-IHDP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CNC-WCRP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崇銀，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鍔，國際科聯執行主任陳德亮作了相關報告，CNC-DIVERSITAS主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委托CNC-DIVERSITAS秘書長馬克平代作報告。共有來自全國科研院所、高校的專家學者等約250人出席會議。

丁仲禮指出，國際上7個影響較大的減排方案沒有考慮歷史上各國在實際排放上形成的巨大差別，這7個方案都分配給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未來排放權，這將壓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正當權利。他強調，要警惕由某些發達國家設計的減排路徑“陷阱”。一些發達國家以氣溫對二氧化碳的高度敏感性和氣溫上升對人類和生態系統影響為由，規定將地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內的閾值。“IPCC的減排方案違背了國際關系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因此目前不能作為今后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依據。”丁仲禮說。

丁仲禮認為，“后哥本哈根”時代中國面臨如何應對“三可”問題中的透明度、如何獲得更多的排放空間以及如何借減排壓力推動國內綠色發展等三大問題。長期排放權之爭是今后談判的焦點，氣候變化的爭論還將繼續。目前對氣候變化的觀測還不夠，只能通過長時間的觀測研究，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黃鍔指出，全球氣候變化的確存在，但是氣候變暖的危險性也許被夸大了。“氣候變暖”說在學術界成為主流，這主要是因為目前IPCC是支持“變暖”的。節能減排、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必要的，但氣候變化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全面分析氣候變化需要時間，不能過早地下結論。要科學理性對待氣候變化，而不應該將其上升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外交問題，甚至宗教問題。否則，對于科學研究是不利的。”黃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