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伏產業正在演繹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正如1月20日在首屆新能源國際高峰論壇上的一幕—主要光伏企業的高管在臺上熱烈地討論“政策如何扶持太陽能產業”，但問題所指的政府、電網和發電企業，卻未派任何代表出席。主持人試圖緩解這一尷尬氣氛，他發動聽眾給臺下的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掌聲，奢望這位在場的唯一一位半官方背景的學者將企業的焦慮傳遞給決策層。

在過去一年里，類似的獨角戲幾乎每個月都會隆重上演一次，座無虛席。太陽能光伏電池制造商們不斷重復這樣一個故事：當傳統能源日益枯竭，唯有新能源才能拯救人類，而這正是中國唯一能與世界同步的產業。“全中國的人民和媒體都應該為之歡呼，中國應該為這個行業感到自豪！”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說。這位中國著名的魚飼料大王，自去年開始在光伏領域大舉投資。

但決策層似乎已對這些故事審美疲勞。此前傳聞大半年之久的新能源產業規劃和上網電價遲遲未能出臺。即使標桿上網電價一度呼之欲出并傳已定為1.1元/度至1.2元/度之間，到1月19日，新能源掘金者的希望也徹底落空了，國家能源局發文內蒙古等西部8省區，要求上報光伏電站項目。這意味著在出臺全國統一的標桿電價和繼續一事一議的電站招標的猶豫中，決策層最終選擇了更為保守的后者，也等于告訴已經站在起跑線上躍躍欲試的光伏制造商—我們得再研究下比賽規則。

2009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達到了4011兆瓦，占世界太陽能電池總產量的四成，但這一年的全球光伏市場卻令中國企業提心吊膽：先是在2009年初遭遇金融危機重創，在二季度逐漸恢復元氣后，西班牙政府又大幅消減財政補貼；而至2010年1月份，德國將光伏并網的補貼消減掉15%；法國能源部也將屋頂太陽能電力收購補助費率下降24%。這些信號意味著各國政府正在積極試探光伏行業獨立生存的可能，同時，也給九成產品銷往海外的中國光伏企業發出警告：海外市場增速遠不如他們預想得快。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將成為決勝未來的戰場已經成為共識，問題是這一市場何時能夠真正啟動，這成為所有制造廠商期盼并為之努力的事情，但實為不易。其一，決策層被大干快上的浪潮與國際市場的增速之間的對比感到憂心忡忡：去年8月，國務院發出了關于風電設備和多晶硅產能過剩的警告，在行業內引發了強烈震動(詳見Gemag.com.cn《黃牌警告》)；其二，更進一步，決策者對中國承擔過剩品試驗場的角色亦存擔心，遲遲不愿打響國內市場的發令槍—明確新能源規劃與上網電價。

被邀請上演講臺的李俊峰勸告在場群情激揚的企業家說：“大家慢一點，控制下速度。”尚德電力副總裁解曉楠并不贊同，“要放慢是很難的事情，因為現在處于初始階段。” ?

審慎之因

急于為GDP貼上綠色標簽的地方政府，是這場光伏長征的推波助瀾者：有18個省份號稱要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個城市宣布要把新能源作為支柱產業。正如同過去互聯網泡沫時代的故事一樣，“即使沒有技術，有銀行貸款也能發展；即使連銀行貸款都沒有，有政府支持也能發展；即使全部都沒有，擺著這么大的市場，也能發展。”一位頻繁遭遇地方政府招商部門“打擾”的光伏企業高層無不揶揄地說。

與地方政府的熱情相比，決策層卻顯得過于沉寂。以至于一位國內著名光伏企業的高管向《環球企業家》抱怨說，“高層沒有真的把太陽能作為戰略性產業，太陽能在高層也沒有代言人。”

這或許是所有光伏企業共同的抱怨，但對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主要光伏企業卻正產生根本性分歧。在去年3月敦煌10MW電站的招標爭奪戰中，英利0.69元的地板價無形中將光伏行業劃分成了兩大派，一方希冀以低價讓決策層意識到光伏發電的價值，同時也樹立后來者進入的門檻；一方認為獲得更高的政府補貼才有利于行業的發展。這給原本就人力緊張—國家能源局中負責有關光伏產業的不超過10人—的決策層帶來巨大的迷惑，到底哪個路線才是剛剛好？

低價路線的擁躉認為，即使國家給予補貼，也應以低價啟動市場。因為靠補貼來賺取高額利潤會引發資本蜂擁而至。他們篤信，市場里的大玩家必須犧牲短期利潤樹立高門檻，這個市場才會有更持續的發展；但更多人的邏輯卻是，既然政府要給予補貼，那何不獲取更多的補貼以激發企業進入這一新興行業的積極性？在這一派別中，聚集了那些對“新能源”光環背后的大量政府資金虎視眈眈的新進入者。

后者看起來更占上風。如同互聯網熱潮在初期的浮躁，大多數從業者已不把自己定位于制造業，而成為專業的游說人。加之光伏行業去年推出的“金太陽工程”、“太陽能屋頂”、“光伏產業示范基地”分屬財政部、建設部、科技部、國家能源局等多部門，光伏企業更喜歡在項目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使得整個行業更為浮躁。

“現在中國政府在發展新能源的問題上陷入了巨大的彷徨之中。”泛達國際投資中國顧問馬林告訴《環球企業家》，“企業聰明的做法應該是自己去協商出一個發展辦法，而非繼續互相攻擊，各自為政。”不過這幾無可能。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曾試圖建立一個光伏產業聯盟，但他沮喪地發現一些企業并不買賬。全國工商聯新能源商會的嘗試，也因在會長人選問題上的爭議而出師不利。

不過，決策層或許更樂見到這種局面。因為確定價格意味著短時間內要拿出巨額資金補貼，但越晚推出，支付的就越少—三年前光伏發電成本是4元，而現在則僅為1元多。更現實的因素，對于情況復雜的中國來說，西安與深圳的光照差異已經與德國和西班牙類似，出臺一個統一的“普惠性”的上網電價并不能解決問題。

而一旦定價過高，一場光伏電站的大競賽將就此拉開。殷鑒不遠，2004年，西班牙啟動了高額的電價補貼政策，照搬德國發展太陽能光伏的模式，在短時間內過度建設，讓其在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太陽能市場，同時導致了各種產業問題。在2009年初，西班牙政府又踩了“急剎車”，大幅度強制降低光伏市場規模，導致巨大的產業震蕩。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啟動很小心，中國很可能會重蹈西班牙的覆轍。”美國應用材料公司首席技術官麥克·斯普林特告訴《環球企業家》，作為光伏產業的上游設備供應商，他希望看到中國能夠迅速啟動光伏市場。但如果一個市場迅速興起后又迅速萎靡，這種波動對下游廠商來說即使可以接受，但傳遞到上游設備商那里就會成為驚濤駭浪。他更愿意看到一個平穩起步，長期發展的中國光伏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