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催生了碳交易市場（簡稱碳市場），那么低碳經濟和碳市場到底是怎么產生的？金融杠桿能否撬動低碳經濟呢？記者透過今年年初由石油工業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主辦的低碳經濟新書發布研討會一探究竟。

低碳之路：能源經濟模式的時代演化

據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低碳經濟——中國用行動告訴哥本哈根》介紹，低碳經濟是人類社會面臨日益加劇的全球氣候變暖壓力下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理念，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來替代化石能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能源消費方式，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高”)為基礎，以應對碳基能源對于氣候變暖的影響為基本要求，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目的，其實質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區域的清潔發展、促進產品的低碳開發和維持全球的生態平衡。

一直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與發展低碳經濟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志教授稱，這是從高碳能源時代向低碳能源時代演化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當前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與當前大力推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也有密切聯系。低碳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環境系統的綜合性問題。

碳排放交易：低碳經濟的核心驅動力

在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下，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等背景下，單靠自由市場自身的力量，單靠企業內在動力是不可能推進有效節能減排或低碳經濟的發展。

針對這個問題，《京都議定書》建立了多國政府約束下的“履約機制”。首先，《京都議定書》針對在節能減排微觀主體行動方面的“市場失靈”，硬性規定了《框架公約》附件一國家，即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量化減排指標，這就使排放量和排放權成為“稀缺商品”，因而可以進入“配額市場”進行交易。其次，針對在節能減排微觀行動效率方面的“政府失靈”，以及基于二氧化碳減排具有全球性效應、減排技術特別是減排成本具有差異性的特點，《京都議定書》又設立三種借助“市場”而運行的“遵約機制”或“約束機制”，即排放交易（ET）、聯合履行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楊志教授指出，盡管這三種機制在實施過程中充滿弊端，但作為解決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新路徑，《京都議定書》提供的三種機制還是一種制度創新，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從而形成了碳交易市場，為促進節能減排或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綠色金融：低碳經濟下發展勢頭迅猛

“綠色金融”是金融理論和金融實踐領域的一個新概念，又稱“環境金融”或“可持續性融資”。楊志教授介紹，所謂綠色金融，就是要通過綠色金融業務，將資源和環境保護變量納入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加以考量，即在投融資行為中要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對環境污染的治理，注重環保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的協調發展。

“綠色金融”理念于20世紀90年代末在美國提出后，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民間金融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在環保領域進行了多種嘗試。

2003年6月，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金融公司在國際銀行業發起了“赤道原則”，7個國家的10家國際領先銀行率先宣布實行。3年后赤道原則金融機構遍布全球，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的90%以上。“綠色保險”“綠色資本市場”領域的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和綠色金融業務，近年來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發展勢頭十分迅速。

中國面臨的節能減排形勢日益嚴峻，政府必然會對企業污染環境責任的追究日益嚴格。楊志教授認為，運用金融杠桿，推行“綠色金融”不僅是助力低碳經濟的現實需要，而且是順應國際潮流，實現我國金融業與國際接軌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