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國“兩會”將于3月初召開，“兩會”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會產生什么影響？作為年度政府“施政綱領”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會透露出多少政策新意？

2月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可以說已為今年的“兩會”政府經濟工作定調。在討論國務院擬提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稿中，政治局會議提出，今年要繼續實施“雙擴張”的宏觀調控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政策基調未變

會議指出，今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根據新形勢新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重點，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既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力度、鞏固經濟回升向好勢頭，又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要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

市場分析認為，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說法與之前經濟工作會議基調相同，沒有原則上變化，是為通過“兩會”把這些精神具體部署下去。

在此之前的1月19日，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討論了《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并決定將此稿發到各省區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單位征求意見，并采取多種形式廣泛聽取意見。

隨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月22日至2月1日，在中南海召開了5次座談會，征求各界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

溫家寶表示，當前世界經濟進入后危機時期，有望迎來新一輪增長。要繼續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鞏固經濟回升向好勢頭。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根據新情況新變化，增強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

可以看出，“連續性、穩定性、針對性、靈活性”，“調結構”，“促轉變”等已成為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詞。

貨幣政策調整頻頻

事實上，“靈活性”已經在貨幣政策上有所體現。在強調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央行已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50個基點。此次上調距離上次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恰好時隔1個月。目前，大型商業銀行和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分別是16%和14%。

業界評價此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政策舉措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這表明在1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低于預期的情況下，央行并未對通脹風險放松警惕。政府借此次調整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即政策調整的時機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不存在某一特定時刻前不會調整政策的這一說法；政府愿意頻繁調整政策并且采取多管齊下的措施以產生更加突出的調控效果。

高華證券表示，進入2010年，總體貨幣政策取向仍過于寬松，1月份明顯過快的貨幣和信貸擴張規模促使決策者提高了對經濟過熱的警惕。盡管如此，但2007年央行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6次上調基準存貸款利率并未阻止當年的通脹率加速上升到年底接近7%的水平的情況令人難忘，因此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這一風險。

決策者的決策水平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內顯著改善，如果能夠保持下去，本輪通脹的最高點將低于2007年。預計政府將在未來數月內采取進一步的緊縮措施，其中包括窗口指導，進一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以及上調基準存貸款利率。

華泰聯合證券認為，在通脹預期逐漸走強，實體經濟恢復程度卻有待觀察的情況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可以管理通脹預期，避免貨幣寬松和通脹上行中預期的進一步自我實現；另一方面相比加息，上調準備金率不會對實體經濟構成實質的沖擊，而更多只在于改變大眾預期。

中信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諸建芳表示，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所凍結的基礎貨幣為 3000億元，其力度并不是很大，但考慮到政策的密集推出，這表明政策不但已經開始退出，而且政策將實現正常化，這也意味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央行提出的貨幣信貸增長目標將是硬約束，是調控需要達到的目標。

諸建芳預計，未來政策還將頻繁調控。存款準備金將可能繼續調整并將成為常態，公開市場操作和窗口指導將加強，兩會后可能加息。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分析師祝寶良認為，現在定量工具都足夠了,可以通過定量的貨幣政策工具把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適當的放緩。加息則取決于通貨膨脹趨勢。祝寶良預計,物價在上半年出現高點，之后會往回走，加息是否有必要還有待商榷。

貨幣政策框架需改革

管理好通脹預期或許是決策者在2010年最需要面對的難題，即如何在保增長和控通脹之間保持平衡。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2月初在悉尼參加某會議時曾稱，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已經顯現。

央行副行長朱民之前也曾表示，今年如何有效管理通貨膨脹預期對中國決策者而言是個很大的挑戰。

央行上調央行票據收益率及存款準備金率的動作頻出，表達了貨幣政策調整的意圖。市場認為，政策調整似乎試圖改變流動性嚴重過剩，但央行官員卻表示，流動性管理并不等同于貨幣政策緊縮。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認為，貨幣政策調整的“靈活性”的問題在于貨幣政策框架還存在明顯的缺陷，包括目標不清楚、手段不成熟和職責不明確。

2009年全年新增貸款已經近10萬億元，2010年1月份新增貸款高達1.4萬億元。毫無疑問，貨幣政策需要適度收緊。黃益平認為，決策者的遲疑，可能反映了其對增長還有所擔憂，或者不愿為控制通脹而影響增長。但是，這樣的遲疑可能釀成重大風險。

過去的經驗表明，中國貨幣政策對增長的關注似乎要超過對通脹的重視。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在需要刺激增長時，動作敏捷，而要控制過熱時卻反應遲鈍。

黃益平認為，要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改革貨幣政策框架就成為非常緊迫的任務，其重點可能在三個方面，一是真正按照央行法明確貨幣政策目標，原則就是一個工具只能解決一個問題；二是加速實現政策工具由行政手段向傳統的利率和匯率工具轉型；三是把人民銀行改造成真正獨立、專業的中央銀行。

三農、民生依然受關注

此外，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提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礎；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加強文化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進步；全面完成“十一五”規劃各項任務等。

可以期待，三農問題、教育問題、文化建設、改善民生等，依然也將繼續在2010年“兩會”上成為代表委員們最為熱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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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最關注什么

《財經國家周刊》和《比較》雜志舉辦的“影響當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問題”的經濟學家問卷調查顯示(見圖)，經濟學家最關心重視的，還是中國經濟中那些具有結構性、制度性和長遠性的問題，比如國企改革、國進民退、中小企業發展問題，政府權力、既得利益集團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妨礙問題，收入差距和社保問題，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城市化、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其次關注的是宏觀經濟政策問題，比如消費需求不足、通脹預期、國際因素影響、貿易順差、匯率等問題。

經濟學家還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政策建議，其基本都圍繞著“改革”和“體制”這兩個關鍵詞，比較一致地認為，只有通過體制改革，理順各種經濟關系，中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