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29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報告了4年來減排成績單。二氧化硫減排指標提前一年完成，排放量下降13.14％，超過10％的約束性指標；化學需氧量減排任務接近完成，如期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已經沒有問題。經過艱苦努力，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連續三年實現雙下降，成績來之不易，振奮人心。

這是我國首次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污染防治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防控，實現了歷史性大轉折，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充分表明了黨中央、國務院在環境保護上言必行、行必果，增強了全國人民對解決環境問題的必勝信心。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環境保護上能夠擔當起自己的歷史責任，能夠走出一條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

4年來，完成減排任務成為執政關鍵詞，推進污染減排成為政策主導向，以減排優化經濟結構成為發展新抓手。在減排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對環境與發展關系的認識，找到了化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的突破口，豐富了建設生態文明、推進科學發展的實踐經驗。

污染減排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決策、堅強領導及堅定信心

污染減排是黨中央、國務院為破解資源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的瓶頸制約而做出的重大決策。多年來，由于發展方式粗放，我國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了過大的資源環境代價。在進一步實現我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三目標的新階段，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上升為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資源環境問題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變成了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短板”。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已經有條件集中力量解決一些突出環境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抓住時機，啟動了污染減排大戰役。

這是一場舉國參與的重大戰役，黨中央、國務院為打勝這場硬仗做出了全面部署。由于任務繁重、困難很大，4年來的污染減排歷程曲折而又艱辛，猶如逆水行舟，一波三折。一是在推進減排的同時，要保持經濟較快發展，而我國粗放型發展方式、重化型工業結構一時難以改變；二是思想認識、資金投入、治污設施等難以滿足減排的需要，政策法規、體制機制等與減排存在著不適應、不協調的地方。但是，污染減排首戰必勝、沒有退路。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污染減排方略，從組織領導、任務落實、政策支持、制度保障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安排，使污染減排工作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有序、措施有力、扎實推進。當污染減排工作遭遇排放總量不降反升、經濟發展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等困難時，黨中央、國務院總攬全局，果斷決策，把加強節能環保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減排目標不改變，減排決心不動搖，力度不減弱，在關鍵時刻為污染減排提供了極大的支持和強大的推力。

堅持把污染減排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統籌安排。從根本上說，環境問題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發展道路問題，同時還是思想認識、消費方式、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問題。“十一五”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把環境保護放在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要求加快實現環保歷史性轉變；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寫入黨章，環境保護成為全黨意志、執政方略，節能減排成為全民行動。在這個背景下，污染減排一開始就進入了國家宏觀戰略，與經濟社會發展統籌考慮，統一安排、同時部署；把減排約束性指標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硬杠杠，強化政府責任，形成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局面。

污染減排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充分運用剛性約束所形成的作用機制，從更高層次實施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

“十一五”以來，從環保重視程度到政策執行力度，從治污設施建設到環境治理成效，環境保護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污染減排發揮了獨特的載體作用，實現了放大效應，在于減排剛性約束推進了綜合決策。

污染減排成為落實環保執政理念的重要載體。環境保護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衡量施政能力的重要指標。但是，如果沒有一個載體，就容易落空。由于污染減排有明確指標，落實環保基本國策由抽象變為具體；由于有嚴格考核，政府環保政績由虛變實。正因為如此，“十一五”以來，各地把思想統一到中央關于節能減排的決策和部署上來，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和污染減排的關系，進一步增強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形成了強大的環保執行力。

污染減排產生了積極的放大效應和帶動作用。雖然“十一五”減排指標只涉及兩項主要污染物，但具有很強的放大效應和帶動性。污染減排帶動了治污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在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時也削減了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同時，各地一批突出環境問題被納入污染減排這項中心工作中一起抓，從而帶動了全局工作開展。在推進污染減排過程中，大量落后產能被淘汰，帶動了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了粗放型發展方式轉變，減少了資源能源消耗，提高了資源環境的經濟效益。污染減排的放大效應進一步擴展到整個經濟社會領域，形成了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目標的政策導向、制度建設和環境文化。

污染減排促進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在更高層次走向融合。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污染減排既是環境政策，又是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作用機制使矛盾雙方由對立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調。4年來，各地各部門把環境容量作為規劃和項目審批的前置條件，優化生產力布局；用環評制度嚴控“兩高一資”項目上馬，用環境標準促使落后產能退出市場，優化產業結構；以環境成本倒逼污染企業轉變增長方式，走環境友好之路。這種綜合決策產生了綜合效益，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經濟指標上升，發展質量提高，競爭能力增強。

污染減排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深刻把握住市場經濟條件下環境保護發展規律，探索創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

在過去一段時間里，防控污染方面一直行政手段用得多，法律和經濟手段用得少；對污染企業以行政監管為主，基于市場機制的政策激勵手段用得少。其結果是污染企業缺乏內在的治污動力，容易發生污染反彈，治理成果難以鞏固。針對這種情況，國家采取了一系列調整措施。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指出，解決環境問題需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同樣也需要制度創新。注重制度建設，構建完備的體制機制，是加強環境保護的一條鮮活經驗。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污染減排作為加強環境保護的創新實踐，是一場利益博弈，面臨著諸多新問題、新挑戰，必須堅持激勵與約束并舉、引導與推動并重，以協調多方利益訴求。“十一五”以來，各地各部門把握環境保護發展規律，抓住環境與發展的矛盾特點，積極探索環保新道路，采用綜合手段來推進污染減排。

創新環境經濟政策，增加污染減排的內在動力。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經濟問題，好的經濟政策就是好的環境政策。“十一五”以來，我國更加注重用經濟手段推進污染減排，各地各部門出臺實施了差別電價、以獎代補、脫硫補貼、出口退稅、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等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促使資源有效配置，促使環境成本內部化，激勵企業建設治污設施。這些經濟政策不僅加快了減排步伐，健全了減排長效機制，而且有利于形成環境友好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

完善環境法規制度，增強污染減排的約束力。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推進污染減排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十一五”以來，我國制定和完善了包括總量控制、排污許可、區域限批、規劃環評等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了政府的施政行為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建立了考核、監測、預警、核查等一系列體制機制，使污染減排進入了制度化軌道；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強化環保問責。逐步完善的環境法規標準體系為完成減排約束性指標提供了剛性的制度保障。

嚴格執法監管，為污染減排提供外在動力。由于思想認識不到位、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原因，我國環境違法行為普遍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不加強監督檢查，治污任務難以落實，減排成果難以鞏固。4年來，全國環保執法人員發揚中國環保精神，頂酷暑，冒嚴寒，宵衣旰食，深入排污企業開展執法檢查，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同時，各地積極探索執法新模式，完善監管機制，提高執法效率，不斷創造新業績。他們的努力換來了青山綠水，他們的貢獻載入了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史冊。

污染減排初戰告捷，環保歷史性轉變邁出了堅實步伐。但是，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減排任務仍然很艱巨，容不得半點松懈；減排工作仍然面臨許多問題，需要用創新思路去破解。我們要保持昂揚斗志，乘勝前進，再接再厲，圓滿完成“十一五”減排指標和今年新增加的減排任務，提前謀劃好“十二五”減排工作，為建設藍天碧水的中國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