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汪孝宗 王紅茹 胡雪琴 實習記者 張璐晶／北京報道

　　在全國“兩會”之前召開的2010年地方“兩會”上，各省(區、直轄市)2009年的“成績單”也陸續浮出水面。縱觀各地公布的數字，2009年我國又有1個省份——安徽加入“萬億GDP(國內生產總值)俱樂部”。各地經濟年報數字顯得格外“炫目”，大多數省份2009的GDP增速超出預期，萬億GDP成員增至14家。

　　近年來，中國的GDP先后超越數個G7國家，直逼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眼瞧著GDP翻著跟頭往上漲，國內不少經濟界人士不禁感喟稱“讓人歡喜，讓人憂”。在華麗數字的背后，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GDP三分之二為投資拉動

　　受金融危機影響，西方發達國家出現衰退，對外需求驟減，嚴重影響到以外向經濟為主導的中國經濟增速。隨著中央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去年以來，全國各地的投資熱浪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早在去年7月16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曉超稱，2009年上半年，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7.6%，拉動GDP增長6.2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3.4%，僅拉動GDP增長3.8個百分點。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0.1%。不僅增速較上年加快4.6個百分點，占當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著僅僅投資就占據了GDP的三分之二。

　　據了解，受巨額投資的驅動，鋼鐵、水泥、紡織等行業產能出現了嚴重過剩，使資金和能源造成極大浪費。加上宏觀調控政策存在著“時滯”，投資過熱問題沒能及時抑制。中國經濟依然面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局面。

　　事實上，GDP所能見證的，只是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而要從全局角度來判斷經濟增長的素質，離不開對質量和效益的關注。

　　有關專家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又一次暴露了中國經濟在結構和布局上的“軟肋”。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內需“三駕馬車”中，存在內需疲軟和過度倚重投資的問題；在三個產業梯次中，存在第三產業比重長期過低的問題；對于能源和資源的過度依賴和消耗，亦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中的明顯弊病。

　　如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讓經濟增長速度與所付出的資金、能源、環境代價保持在一個科學而合理的范圍內，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步入更加良性和健康的軌道，依然是各級政府面臨的長期考驗。

　　GDP里應有哪些“含金量”

　　“依據‘科學發展觀’，我們不僅要追求GDP增長，更要提高人民的實際福利水平，增加社會財富，努力提高社會保險綜合參保率、環境綜合指標等，讓社會財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民的幸福指數。”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學部委員程恩富認為，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要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經濟增長的成就也要靠民眾生活的幸福指數來驗證。

　　程恩富的觀點，隱含著一個目前炙手可熱的新詞匯——GDP含金量。

　　對于GDP的含金量，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表示：單位GDP犧牲的環境越小，對生態的沖擊越小，GDP含金量越高。現在的GDP在統計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生態的破壞、資源的消耗并沒有考慮進去。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GDP的含金量。

　　楊開忠強調，GDP的大小跟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越大，其含金量越高。這種方法是用“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各省GDP的含金量。

　　據了解，目前我國GDP的統計主要采用的是生產法和支出法。所謂生產法，是從生產過程中的工業增加值、農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加起來的總和就是國內生產總值，2009年GDP是按生產法計算出來的。所謂支出法，是由消費(包括私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房地產和非房地產投資的固定資產投資，庫存調整等)，以及凈出口(順差)三大部分組成。但是支出法得出GDP數字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以前中國的支出法大概要兩年以后，現在中國的支出法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得到GDP數字。

　　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長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得快。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認為，主要問題在于我們GDP的生產結構、生產方式，包括投入和產出的效果不太好。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標只是想靠投資拉動GDP增長，投資需要占用大量的資源，而增長方式又不合理，其結果是很多的投資才能生產出比較少的產值。同時，這種投資大部分投向對居民收入提高沒有直接效果的大項目上，雖帶來了巨大的GDP增長，但減少了資源可利用性，居民收入也沒有太大提高。”袁鋼明解釋說。

　　袁鋼明認為，“跟GDP含金量直接相關的指標就是居民收入。”而到底居民收入占GDP的多少才算合理？

　　“目前，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應該占GDP的40%；但是中國剛好是倒過來的，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比較合理的結構，應該是居民收入占GDP的60%。”袁鋼明介紹說。

　　此外，還有專家認為，就業乃民生之本，在關注GDP增長之外，更需要采取發展第三產業、培育就業增長點等促進就業的措施，實現就業率與GDP的同步增長。

[page]

　　上海GDP含金量最高

　　那么，我們怎樣能計算出GDP的含金量呢？

　　楊開忠提供了對應的計算公式：先計算出“人均GDP”，即用“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當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沒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關指標。這些指標又將如何計算出呢？統計學專家說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體的計算方法是：（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據楊開忠提供的計算公式，《中國經濟周刊》計算得出了全國各省區市的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并按照先后順序予以排列（如下圖所示）。對此，有關專家認為，這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數。

　　通過該表格顯示，GDP含金量排名依次為：

　　上海、北京、海南、黑龍江、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廣東、重慶、貴州、廣西、云南、湖南、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山西、甘肅、遼寧、天津、寧夏、江蘇、陜西、青海、河北、河南、山東、新疆、內蒙古

　　排名靠前的東部省份居多，排名靠后大都是中西部省份，與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基本吻合。在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說，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還取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數據還顯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還很靠后。2009年，GDP總量前5名的省份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其對應GDP含金量排名則為：第8位、第23位、第28位、第5位、第27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南省的GDP總量排28位，其GDP含金量則為第3位。

　　用居民收入衡量GDP含金量的高低，這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主任龔六堂的觀點“不謀而合”。龔六堂認為，“GDP含金量應強調收入指標，這個收入不僅包含財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經濟增長中，更要強調居民收入的增長，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龔六堂列舉案例指出，1995年—2007年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9.6%，而城鎮居民收入平均增長8.8%，農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長5.5%；美國經濟在1995年—2008年GDP平均增長2.9%, 居民收入平均增長5.4%。因此，雖然美國經濟增長遠低于我國GDP的增長，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長是GDP增長的兩倍左右。

　　再如鄂爾多斯和香港。鄂爾多斯在2008年的人均GDP是10萬元，而香港是20.9萬元，在2008年GDP的增長率分別是22.9%和3.9%。可以想象，不用5年鄂爾多斯的人均GDP會超過香港。但是我們比較這兩個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鄂爾多斯是1.9萬元，而香港是18萬元。這正是為什么居民雖感覺到GDP增長，卻沒有帶來相應幸福感的原因。

[page]

　　爭議GDP

　　實際上，GDP反映的僅是經濟增長的‘數量’，而不是經濟增長的‘質量’。比如一個企業生產了一些偽劣產品，這些偽劣產品又在市場上出售，這個是要算GDP的。一個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大橋，過幾年這座大橋坍塌了，那重修這座橋仍然要算GDP，因為它已經生產出來了。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起事故，它會創造GDP。如果把橋欄撞壞了，就得維修，維修時就要用到一些建筑材料，這就拉動了建筑材料的生產，這樣又創造GDP。如果有人員受傷，受傷人員送到醫院，醫院給他提供醫療服務，醫療服務就是創造GDP的。

　　“從社會角度看，GDP 將好的、壞的產出一視同仁的算在經濟指標之中。例如，教育、服務青少年、老年人的勞務所得，與制造武器、香煙等具有同樣的價值。尤其是它把有損國民福利的‘非法生產’（例如性服務、毒品生產與交易等）隱性地內含于社會財富之中。”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副教授曹立村認為。

　　曹立村指出，GDP只反映經濟增長的“流量”，不反映經濟增長的“存量”。因而，容易產生犧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為，出現災害、事故等損失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荒誕怪論。

　　“在現實經濟中，堅持唯GDP論，把GDP作為衡量政績的標桿。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追求GDP的高企，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造成GDP與人們生活水平的嚴重背離。”程恩富代表強調。

　　據介紹，目前國內對GDP批評最多的集中在兩方面，第一，GDP生產過程要大量的消耗資源，所以人家提出來，創造GDP過程消耗了這么多資源，應該把資源的損失從GDP里扣掉。第二，創造GDP的過程對環境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希望在GDP中把環境的損失從GDP里扣掉。

　　同時，以GDP作為代表的SNA（國民賬戶核算體系）總量指標只測算市場經濟活動的直接成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各種各樣發生在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以及自我服務性的活動所創造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由于沒有通過市場進行而無法統計在GDP 中；各種各樣以逃稅漏稅為目的、產品合法的非正規性生產價值在GDP中也無法加以反映，盡管它們實際能夠增加社會成員的福利所得。

　　因而，程恩富代表認為：“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建立科學的國民經濟核算指標，以引領經濟的科學發展，現行的GDP難以擔此重任，因為GDP存在嚴重的福利缺失。”

　　據介紹，當前各地不斷加大投資力度，熱衷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長，仍然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無法完全擺脫一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拼資源、拼人力”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還沒有完全轉變到依靠科技自主創新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上來。

　　同時，由于上級對下級的考核缺乏科學、有效、全面的指標，GDP增長率成了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業績的主要指標。此外，由于改革還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約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犧牲環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長。

　　程恩富代表認為，這些都為GDP增速“造假”制造了動力，他建議應把GDP指標從地方考核指標中“刪除”。

　　事實上，GDP“詬病”并非GDP指標本身，而是某些地方政府對GDP 的“頂禮膜拜”。

　　有專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員將GDP指標看成是升官發財的籌碼，為了取得可觀的GDP指標，便不顧及民生與環境，不顧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

　　因為GDP指標在地方官員的評價標準中占據了首要的位置，人們才學會在評價指標的指揮棒下，如何通過看得見的GDP指標去表現自己的功績與成績。雖然認識到GDP統計并不全面，應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標。

　　以2006年為例，全國GDP增速11.8%，31個省市自治區中，有27個地區的GDP增速高于全國平均值，僅有三個省、區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個與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國GDP增速12.2%，多達29個省市區的GDP增速高于全國增速，只有一個黑龍江省，以12%的水平“墊底”。

　　而2008年，全國GDP增速開始公布為9%，后調整為9.6%。全國31個省、市、區的最初數據沒有一個低于全國增速的。即使以后來調整的全國增速9.6%為依據比較，也僅有一個四川省略低于全國增速。

　　金融危機肆虐的2009年，全國29個省市區中，除山西外，其余28個省市區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順利”完成了“保八”任務，其中26個省市區的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也不應該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考核。我們應該構建GDP指標、效益指標、公平指標、環境指標以及幸福指標等一系列指標來綜合衡量，而不是簡單地以此代彼，這樣勢必會造成新的問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建議。

　　曹和平認為，各省GDP排名應該有個加權矯正系列指數，使其指數能夠首先反映區域經濟的存量規模，作為基礎參數排名。但是，在增量速度上，應該加上速度調整系數。在速度調整系數中，應該區分短期調整系數和長期調整系數。比如，環境保護、水和其它資源系統的可持續與否。

　　據了解，目前，中國GDP核算采取分級核算體制，存在地區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預等弊端，地方GDP之和常常大于全國核算數據。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馬建堂新聞,馬建堂說吧)表示，將抓緊提出國家統一核算地區GDP方案。

[page]

　　SNA體系

　　它是以西方經濟理論為依據，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核算國民經濟活動的核心指標，認為創造的物質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勞務活動都是創造價值活動的。

　　GDP指標目前“無可替代”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 彭志龍

　　簡單地講，GDP反映的是生產成果。如果是國家的GDP就是全國的生產成果；如果是一個地區，比如北京市，那么就是全北京市的生產成果。反映生產成果的價值量指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總產值，另一個是增加值。GDP對應的是增加值。所有生產者（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個體生產者等）創造的增加值之和就是GDP。

　　GDP既然反映的是生產成果，就一定有實實在在的東西與它相對應。它包括所有生產出來并作為最終使用的貨物和服務。GDP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它影響著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決策。

　　GDP是生產成果指標，生產與經濟中的許多方面有直接聯系，比如，與收入分配，與物價，與市場需求都有直接聯系。因此，GDP與通貨膨脹、就業、企業經濟效益、居民收入、財政收入都有密切關系。GDP在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和決策中作用非常明顯。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向。

　　做統計或者做GDP核算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努力把數據搞準，提高數據質量。這些年來，國家統計局也在努力的做各項工作，使GDP數據盡可能準確。

　　首先，在一些領域做抽樣調查，特別是服務行業，這塊統計比較薄弱，我們推動部門建立一些服務業的統計。有些服務行業沒有主管部門，且數據波動性也比較大，常規統計很難，這時我們通常就用抽樣調查做一些統計。

　　其次，做聯網直報，就是在企業和國家統計局的網直接連通以后，企業可以通過網絡直接報給國家統計局。企業的數據可以直接進到國家統計局的庫里來，這樣就減少了中間差錯。

　　此外，還有一項措施就是經濟普查。通過大規模的動員力量，可以一次性的把平時很難統計到的，特別是像規模比較小的服務行業資料統計上來。現在經濟普查每五年做一次，這對提高統計數據質量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GDP有很多缺陷，但在目前狀況下還沒有一個更加宏觀、更加好的指標來替代它。在這種情況下，第一，不能太迷信GDP，把GDP看成是萬能的，什么東西都只看GDP一個指標是不對的，在看GDP的同時可以看很多其他方面的指標，把方方面面的指標結合起來看才會客觀、才會全面；第二，我們也要積極努力的改善GDP，把它自身明顯的一些缺陷努力克服掉。

　　（據2009年3月2日新華網、2009年10月26日國家統計局網專訪彭志龍司長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GDPW或可取代GDP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程恩富

　　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標，在衡量經濟增長方面,更具有科學性，更符合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目標。

　　現行的GDP 核算體系，無論從收入方還是支出方都無法顯示關于生活質量問題，也不能反映經濟科學發展，更難以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實福利程度，使其飽受非議。借鑒前人研究成果，適應我國科學發展的經濟現實需求，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核算指標——國內生產福利總值（GDPW）。

　　什么是國內生產福利總值

　　所謂GDPW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經營活動所創造的最終福利總值。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根據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理念，對人類在各種經濟活動中創造的正福利價值和負福利價值分別加以匯總，然后用前者減去后者，其余額便是GDPW。

　　在現實核算中，可借助于SNA體系內的GDP核算數據。這是因為作為社會最終產品貨幣表現的GDP，同樣也是國民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故我們可以將國內生產福利總值核算的理論公式表述為:

　　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國內生產正福利價值-國內生產負福利價值=現行GDP +正內部性生產價值-負內部性生產價值-負外部性經濟價值。

　　GDPW作為一種替代的現代化理念，它是衡量人們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福利的指數，可以有效地補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它與GDP相比，有兩大主要特征：

　　首先是客觀福利性。GDPW中的福利概念應建立在客觀的基礎上。它強調在提高福利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 不但要注意物質福利的增長, 而且要注意精神維度的福利。它強調在福利發展中, 不但要注意人們的實際利益的獲得, 而且要注意人的自由與能力的拓廣。使GDPW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科學發展經濟價值目標。

　　其次是凈福利價值性。將GDPW與GDP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兩個指標最大區別在于，GDP考察的不僅包括人類生產活動所創造的正福利價值，而且也包括負福利價值，從本質上來看，GDPW是全社會所有經濟活動創造的正福利價值集合扣除負福利價值集合的余額。

　　在這里，所謂正福利價值是指對人類生活質量水平的提高有促進意義的因素，其主體是能夠滿足社會成員吃、穿、住、用、行的貨物和勞務。然而，人類在創造正福利價值的活動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創造負福利價值，如毒品、污染物等等，這些負福利產品使人們已有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質量日益下降。

　　與GDP不同，它的外在數值與其內含的福利價值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基于這個原因，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標，在衡量經濟增長方面,更具有科學性，更符合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目標。

　　GDP不能科學反映福利的增進

　　根據聯合國統計局出版的1993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現行GDP是以經濟系統為中心構造研究框架的，這一研究框架雖然使GDP有效地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現實，但是不能科學的反映人們福利的增進，也就是說使經濟發展偏離了其正確的方向。

　　GDPW是現行GDP框架的改進，兩者是緊密聯系的，因此也不能完全脫離現行GDP的研究框架。

　　根據GDP核算方法，我們可以從生產法角度來構造GDPW核算公式：

　　GDPW=現行GDP+正內部性生產福利價值-負內部性生產福利價值-負外部性經濟福利價值=現行GDP+（非正規性生產價值+非市場性生產）—破壞性生產價值（非法生產價值）—補償性生產價值（包括：補償自然災害型損失生產價值、補償人為事故型損失生產價值、補償正常損耗型損失生產價值等三個部分）—資源耗減價值-環境退化價值。

　　上述核算結構只是一種粗線條的描述，無論是正、負內部性生產價值核算，還是環境因素核算都是很復雜的過程，由于GDPW核算是一個包括經濟學、核算學和環境學等在內的跨學科的研究框架，理論和方法將十分復雜，因此這一框架從方法論角度看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仍有許多理論和方法問題有待我們研究解決。

　　GDPW核算標準

　　那么GDPW核算應當遵循什么樣的標準呢?

　　根據GDPW的內涵，本質上它與GDP是一致的，差別在于它是從福利的角度對GDP進行修正，生產與福利是兩個聯系緊密的概念，生產是前提，福利是結果，因此GDP核算和GDPW核算并非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兩者是有機統一的。

　　首先，GDPW核算是在GDP核算的基礎上，根據福利標準對GDP核算的修正。因此，將GDP 轉化為GDPW，不僅要考慮GDP 核算之外的外部性因素調整問題，而且也要考慮GDP 核算之內的內部性因素的調整問題。

　　其次，GDPW核算的主體，即一國經濟領土上具有經濟利益中心的常駐單位。如果一個企業或一個人在該國的經濟領土范圍內，有一個場所(住所、廠房或其它建筑物)，并將之用以長期的經營活動，那么它就是一個經濟利益主體。此中的長期或短期，一般都以一年作為界限來劃分的。

　　此外，GDPW核算是一項復雜度很高的工作。它是對GDP進行的改造、完善，是以GDP為基礎。因為，盡管GDP有種種缺陷，但它能夠把國民經濟的全部市場活動概括在極為簡明的統計數字之中，從而可以成為表明各國經濟增長的通用指標。

　　最后，GDPW可基本解決GDP的一些缺陷問題，對數據質量要求以現有核算體系為基礎，有利于世界各國在實踐中探索、推廣、應用。但本指標也有缺陷，如由于單指標的缺陷、GDP本身計算方法的缺陷等也可能反映在綜合GDP中；同時，在現有GDP基礎上的增減部分的定價和估算本身也屬于高難度作業，因而，如何具體解決一切基本問題，尚需在今后國民經濟核算實踐中大膽探索。

　　事實上，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看，只有GDP 的增長是不夠的。同時，必須重視經濟增長中人們的福利提升，以GDPW為核心的國民經濟福利核算體系，從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的高度，提出了衡量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和新向標，即經濟的科學發展要以人為本，以增進人們的福利、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為目的。

　　（本刊記者汪孝宗采訪整理）

[page]

　　上海淡化“唯GDP論 ”

　　制定 “綜合評價體系” ，指標細化到43項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談佳隆 /上海報道

　　2009年上海人均GDP邁上1.1萬美元臺階。

　　然而，上海對此并不滿意。

　　去年，上海全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14900.93億元，同比僅增長8.2％，未達到年初設定目標9%，這不僅低于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以來長期保持的雙位數增長，而且低于全國平均8.7%的增長水平。

　　今年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委、市政府政府更是“謹慎”地把今年上海經濟增長目標定在8%以上。

　　以歷史經驗發現，各省、區、直轄市的GDP設定往往有這樣的現象，即在全國預設GDP指標上增加一個點。而上海選擇的是與去年的全國GDP指標保持一致，這又是出于哪一種考慮呢？

　　細化43項GDP指標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之所以設定較低的經濟增長目標就是要為上海順利實現經濟轉型提供條件。這是上海淡化‘唯GDP’要求的初衷。”

　　在今年上海地方“兩會”期間，淡化“唯GDP”尋找新的衡量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體系正在成為上海在發展過程中新的訴求。

　　據悉，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是編制該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的政府部門。《中國經濟周刊》從該部門獲知的文件顯示，上海已經制定了一個“綜合評價體系”，分別從“綜合效益”、“人民生活”、“創新能力”、“服務功能”、“人口資源環境”這五大板塊衡量上海發展水平，具體指標達到了43項。

　　記者手中獲得的這份除了人們熟悉的GDP、財政收入、CPI等為人們熟悉的指標之外，第三產業占比、非公經濟占比作為指標項也被列入“綜合效益”考察名單之中。

　　上海市一位廳局級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今年1月，胡錦濤總書記訪問上海，明確提出了希望上海市委、市政府把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到民生。因此上海市發改委制定了相關指標體系來反映經濟效益向民生效益實際轉化的情況。”

　　這主要體現在“人民生活”這一體系中，該部分把“享受社會化養老服務人數占全市老年人口比重”、“社區門診占全市門診總量比重”、“公共交通日均客流量占居民出行總量比重”、“億元生產總值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等并不常見的指標作為上海在養老、醫療、公交、安全方面的情況。

　　創新指標考察GDP可持續性

　　本刊記者注意到，這43項指標不少內容與上海市所要迫切發展的第三產業（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有關。

　　在記者采訪中，上海市政府官員往往提到了“第三產業（在GDP中）占比”這樣一個指標，2009年上海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到該市GDP的59％。

　　此前幾年，該數據一直在50%左右逡巡不前。但也有官員認為，上海服務業占比提升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導致上海工業的萎縮所致，是一次“假提升”，并不能說明上海經濟轉型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張江高科技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劉小龍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上海GDP含金量到底怎么樣，需要看三方面的情況，單位GDP創造的財政收入好不好，單位GDP消耗的資源低不低，更應該反映在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足不足，科技進步對于GDP的貢獻率高不高。”

　　據悉，上海市發改委編列的“綜合評價體系”中，專門列出“創新能力”指標，“科技進步貢獻率”、“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比例”、“高科技產業自主知識產權擁有率”、“每百萬人口發明專利授權數”、“高技能人才占技術性崗位從業人員比重”等成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有無持續力的關鍵性因素。

　　劉小龍認為：“與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可能在土地資源、勞動力價格方面不具備優勢，但上海的綜合實力和營商環境可能更具吸引力，這將幫助企業敢于‘創新’，這將為上海長遠GDP的發展打好基礎。”

　　有望成為GDP綜合冠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發現，衡量上海GDP含金量指標主要體現在財政收入、人均收入、稅收狀況、節能減排、安全生產、產業結構、科技自主創新等方面。

　　以產業結構為例，上海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達到了59.4%；其次，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該市GDP比重也已經達到了47%。

　　此外，上海GDP的含金量還體現在每萬億GDP所產生的地方財政收入上，達到了1705億元。而從安全生產的角度考量，上海的每億元GDP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只有0.103人。

　　與此同時，伴隨著上海GDP增長也給上海居民帶來了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在去年上海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28838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達到了12324元。

　　事實上，科技和耗能在評判GDP含金量中日顯重要，上海的表現也相當不俗。在創新能力方面，上海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比例已經實現了2.7%。在環保節能領域，上海環保投入相當于GDP比例3%以上，萬元GDP用水量僅為79立方米。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王德培這樣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與新中國成立之后和改革開放之前相比，現如今上海已經從GDP總量、財政收入總量等指標的三甲中退了出來，但與其他經濟大省相比，在一些衡量社會進步程度和GDP含金量的指標上，上海依然很有希望爭當全能和綜合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