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催生了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倡議，但圍繞歐洲統一貨幣的問題遠非“救火隊員”可解

　　EMF：不完美救助

　　還記得2009年3月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提出的建立“超主權貨幣”，在全球刮起的激辯旋風嗎？時隔一年，德國財長關于建立“歐洲貨幣基金”（EMF）的提議激起的“風暴”不亞于前者，雖然爭論更集中在歐洲范圍內。

　　德國財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3月7日表示，應考慮設立“歐洲貨幣基金”，其應有可比擬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干預權。

　　這可以說是金融危機以來歐洲“最大膽”的改革建議。此前，歐盟國家一直疲于救金融、保經濟，近來還包括嚴詞警告虎視眈眈于脆弱歐元國的投機資本。至于歐洲貨幣同盟在危機中暴露出的根本缺陷，應該如何解決，卻未見登上政治領導人的議程。

　　針對同僚的建議，德國總理默克爾很“感興趣”，稱歐盟現有的制裁措施不足，言下之意需有新的補充；法國、意大利領導人觀點類似；盧森堡首相兼歐元集團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也表示支持這樣一個長期性倡議。最積極的是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提議次日就有官員說一些預備性工作已經展開，關于EMF的建議書可以在6月的歐盟峰會前準備好。

　　不料，最激烈的反對聲同樣來自德國。歐洲央行來自德國的理事斯塔克（Jürgen Stark）在德國報紙撰文說，不應該建立EMF，當務之急是通過一個嚴格的監督機制，加強預算紀律和執行力度。德國央行行長韋伯（Axel Weber）也稱這種關于“緊急救助機制化”的討論“沒有幫助”，更像一個分散人注意力的煙幕彈。

　　這將是一場漫長的討論—如果討論能真正開始的話。

　　EMF草圖

　　朔伊布勒的提議很可能源自今年2月歐洲政策研究中心（ECPS）的格洛斯（Daniel Gros）和梅爾（Thomas Mayer）發表的一篇論文，提議建立EMF，并給出了詳細方案。

　　他們設計的EMF與IMF有明顯區別。首先，IMF是所有成員國共同按比例出資，而EMF只要求那些違反了歐盟財政紀律的國家繳款。比如，希臘2009年財政赤字為GDP的12.7%，債務率為120%，分別高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和60%的部分，提取1%納入該基金。據估算，如果歐元建立之初就有這樣的機制，今天已經能積累1200億歐元的儲備資金了。

　　不過，為了防止危機出現時儲備資金減少，EMF應通過市場融資，也就是向其他歐元區國家借錢。這意味著，雖然那些遵守財政紀律的國家無需向基金繳款，卻有在危機時對其貸款的義務。

　　與IMF的提款份額可能高出本國繳納資金略有不同，一國從EMF提取的金額最多不超過自己的繳納額。并且，只有提出一個得到歐元集團認可的政策計劃，才可能得到EMF的背書發行債券：要從EMF取錢，前提是計劃在歐元集團和歐盟委員會的監督下得以執行。

　　兩位作者強調，EMF可能優于IMF之處，正在于歐盟有更多的強制手段。借款國不遵守IMF的政策藥方，最壞的結果就是IMF停止對其貸款；但在歐盟內部，還可以通過停止發放歐盟的機構性援助資金、歐洲央行拒絕接受該國評級過低的債券作為擔保為其金融系統融資等，讓成員國看到“不守紀律”的嚴重后果。當然，成員國可以選擇退出歐元區。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EMF要有一個“破產機制”，也就是類似于美國關于破產保護的規定。萬一一國發生債務違約，為避免系統性的損失，EMF可以折價購買投資者手中的該國國債。此時，EMF就有權支配違約國政府未來的任何一筆收入，可以是用來償還對EMF的欠債，或是用于某項指定的政策措施。

　　當然，這份“草圖”還有很多地方有待解釋。

　　比如，意大利米蘭博克尼大學經濟學教授佩羅蒂（Roberto Perotti）說，只有違反財政紀律國需要向該基金繳款，這意味著一個財政“后進國”的“互助保險”，那么很難看到這樣的機構有能力滿足危機時期的融資要求。舉例來說，按照設計，希臘2009年只需繳納相當于GDP0.65%的金額。正如EMF設計者指出的，歐盟“大國”還是要承擔貸款義務。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拉赫曼（Desmond Lachman）問道，既然歐元區成員國有義務在危機時借錢給EMF，這和他們直接借給危機發生國有什么區別？無論何種方式救助，仍是歐元區納稅人埋單。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對本刊記者表示，盡管格洛斯和梅爾的“草圖”遠非完美，卻不能因此說明這種機構的設立沒有必要，也不能說明人們不能最終設計出一個較為滿意的機構。“我覺得現在還不存在這個機構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高級研究員羅思（Venessa Rossi）也對本刊記者分析，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有潛力承擔起建立EMF所需的工作，在專業人才和經驗方面，問題都不大。但這樣的機構必須獨立于歐盟委員會，否則可能會被卷進政治博弈，而難以對成員國作出公正的政策評判和建議。

　　如果最終真有EMF，跟IMF又會是什么關系？亞洲金融危機后的“清邁倡議”就旨在建立起東亞國家的外匯儲備庫，從而降低對IMF的依賴性，也有人將其比作“亞洲貨幣基金”（AMF）。但IMF和美國當時對此十分“緊張”，因為不愿看到IMF的作用被弱化。

　　不過，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對此似乎頗為歡迎：“歐洲人想要嘗試建立一個他們需要的機構，這非常有道理。”

　　羅思認為這不失為國際金融組織架構改革的契機。如果EMF得以最終建立，亞洲的貨幣儲備庫也能發展起來，那么IMF也許最終可以轉型為各種區域性基金的“總聯絡處”，而不是現在這樣“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設在華盛頓，要管全球的事情”。

　　不過，這一過程也充滿著矛盾交鋒和對立, 彼得森研究所的杜魯門（Edwin Truman）表示。若EMF的條件過于苛刻，借款國為何不“投奔”IMF？若EMF規定，歐元區危機必須優先選擇EMF進行處理，那么歐元區各國更應該在IMF中以集體代表性和發言權來體現，目前各國分別掌握的“高估”份額和投票權就理應縮小。

　　病根待除

　　希臘危機再好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歐洲貨幣同盟的內在機制缺陷。沒有了貨幣主權的希臘無力自救，而歐盟寫入法律的條款又禁止歐洲央行為成員國兜底。向IMF求援的方案再也不能被歐盟接受。雖然德國領導人百般避諱，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萬一希臘違約，還是主要靠德國埋單。

　　布魯塞爾歐洲和全球經濟實驗室（Bruegel）主任讓•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y-Ferry）總結，希臘危機暴露了歐盟基礎性條約的漏洞。當初人們假設，只要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就能預防危機，因而強調預防或糾正赤字；出于對道德風險的憂慮，陷入危機的歐元區國家也被禁止從歐洲央行獲取援助。簡言之，當時的預期是，萬一真有歐元區成員國還不起債，它就只能違約。

　　“我們現在應該懂得了，政策不應該是為了預防失敗，而是應該為失敗做好準備。”格洛斯和梅爾的方案中寫道。當前歐盟國家財政狀況普遍惡化的情況下，不排除未來出現第二、第三個希臘的可能，目前困擾葡萄牙、西班牙南歐諸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就是明證。歷史證明，危機中，私有部門的債務會變成公共部門的債務。過去十年歐盟國家私人部門負債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歐盟應該準備好面臨很長一段時間的財政壓力。

　　要改革歐洲貨幣體系就難免涉及歐盟條約中一些基本方針的修改。剛剛經歷過《里斯本條約》漫長談判的歐盟，會有心力再來一次長跑嗎？皮薩尼-費里擔心這個問題不解決，所有的討論都不可能實現。

　　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研究員帕里（Thomas Palley）看到的則是體制設計之初思想性的失誤：歐元1999年誕生時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盛行期，其貨幣論者認為財政政策無效，通脹只是貨幣供給的增長所致，實體經濟受到負面沖擊后會迅速且自動地回到完全就業狀態。正因如此，歐洲貨幣同盟才建立了歐洲央行這樣一個獨立的貨幣機構。

　　然而，今日的危機卻使這一理論受到挑戰，或至少表明，政治壓力下經濟信條難以恪守。全球政府紛紛通過財政手段刺激經濟。現有的政策框架又導致了歐元區經濟結構的失衡難以調整。

　　希臘等南歐“后進”國由于讓渡了貨幣主權，失去了匯率和利率的調控工具，僅剩下通縮來降低“真實有效匯率”，但這對高負債國只會加重負擔，很難實行。

　　拉赫曼估算，采用歐元近十年來，希臘競爭力下降了25%。這是希臘等國經常賬戶有高額逆差的根本原因。這種情況下，只有依靠歐元區經濟強國實行財政擴張來帶動整體經濟，而偏偏歐元區“老大”德國一向秉承謹慎的財政政策，在衰退時也不愿采取大規模刺激。

　　帕里認為，對于歐元區來說，貨幣體系的改革是必要的，否則歐元區將面臨增長的停滯和多年的高失業。但是僅憑貨幣體系改革也不夠，還需打破勞動市場和宏觀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不改革的結果，很可能是一些財政狀況較差的成員國被迫退出歐元區，而歐元解體則可能是全球經濟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