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在美國華盛頓開幕，戲劇性的是，7月10日，恰逢三一集團(以下簡稱“三一”)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一案在哥倫比亞特區法院開庭。

三一起訴奧巴馬和CFIUS，曾被國內學者稱為“中國企業贏得國際話語權的一個重要突破”，表明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正走向成熟和理性，更加懂得運用國際經濟規則和法律體系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但從現實可能看，這場訴訟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結果，其期待的“希望得到公平對待”也許很難實現。

盡管主流輿論并不看好審判結果，但三一起訴奧巴馬背后的細節仍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根據媒體報道，在2011年7月，三一投資的Ralls公司在美國Ralls鎮順利建立風電場，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在當地也投資了類似的項目。不到兩年時間，三一的新項目被勒令限期撤資，當地的其他風電項目卻運行如常。其中原因，究竟是媒體報道所說的“威脅國土安全”，還是無意中觸碰到能源領域的投資底線?

兩條“底線”

國土安全是三一訴訟案中被媒體提及最多的詞匯。

2012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正是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簽發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團關聯公司Ralls興建4座風力發電場。因為“其中一個風場地處被視為極度敏感的無人機實驗區內，其余的3個則接近該區域。”

這個敏感區域位于美國中部的俄勒岡州博德曼市，名為海軍武器系統訓練基地(Naval Weapons Systems Training Facility)，區內駐扎著一個專門從事電子戰的無人機機群。一家外媒曾指出，美國軍方的擔心可能是中國企業借風場之便，觀察無人機飛行。

但三一集團副總經理、美國Ralls公司CEO吳佳梁表示，項目所在地沒有任何標志說明是禁飛區，且其中已建成的Echo風場，由美國公民持有，且其中的風機并未受到類似指控。

除了國土安全，三一觸碰的另一個底線是CFIUS的審查。

CFIUS由2007年《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修正的《國防生產法》第721條確立，職責是審查外國的合并收購和某些美國本土公司的合資。

據CFIUS稱，Ralls 在其收購四家風電場之前，沒有按流程向其進行自愿申報。在Ralls于2012年6月申請審查后，CFIUS又建議，Ralls推遲施工直到審查結束。但出于種種原因，Ralls并未停工，這導致在外國投資委員會提出建議，以及美國總統下令Ralls剝離其風電場資產。

CFIUS對三一處罰的理由看似充分，但美國摩根路易斯律師事務所華盛頓特區分所的合伙人Stephen Paul Mahinka認為，CFIUS的審查申報至少存在兩點漏洞：首先，對國家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的定義含糊不清，這導致企業并不確定申報的界限范圍;第二，CFIUS給予企業的指導很少，其決定也相對缺乏透明度。

這或許是三一此次中槍的原因。如果此案能夠得到公正審理和判決，或許能夠對CFIUS過大的權力有所約束，使中國企業在對美投資時能夠獲得更加公正合理的待遇。

邁過去還是繞過去

如果追溯一下就不難發現，三一起訴案最為沸沸揚揚的階段發生在奧巴馬緊鑼密鼓的選舉期間，選戰需要和政治因素可能是導致此案的主要原因。現在，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已經開始，美國的產業政策和能源政策都已經發生諸多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三一案的審理結果，特別是三一此后的投資選擇，被視作中國企業投資美國新能源產業的試金之石。

在眾多的預測和分析中，一種主要的觀點是，這起案件不過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只要三一更加遵守在美投資的“本土規則”，其在美國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前景不會發生大的改變。何況，在三一所投資的風能領域，中國企業的競爭力與光伏產業有所不同，無論是技術還是價格，乃至整個企業競爭能力，尚不足以對美國相關產業構成較大的沖擊。因此，僅從產業競爭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如果繼續投資于美國的風能產業，應該不會受到更多的政策制約。

這種觀點似乎已經得到了事實驗證。據Mahinka透露，2013年3月，三一關聯企業Ralls宣布以8000萬美元收購一家位于科羅拉多州的風電場項目。這起收購案有兩點與俄勒岡項目不同：第一，科羅拉多項目的結構是該項目由美國公民擁有并控制，第二，該交易向外國投資委員會做了自愿申報。

但也有觀點認為，三一繼續投資美國的新能源領域或將前路艱難，尋求其他投資也許更加明智。

從美國能源安全角度看，由于當前風能的技術水平和發電成本的制約，風電目前占發電的比重很小，它在美國只能被視為補充能源而非替代能源。特別是近兩年來，美國頁巖氣革命的成果日益顯現，使美國的油氣供應不足的狀況出現了逆轉。原本令白宮憂心忡忡的能源安全問題突然間得到了極大緩解，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的能源政策中，對發展新能源的輿論調門和扶持力度似乎遜于第一任期。

在奧巴馬6月25日發表的關于美國首個氣候變化戰略的講話中，再度強調了新能源的重要性。但正如美國媒體所評論的，他仍沒有給出落實設想的具體措施，這也意味著，三一等中國企業如果繼續投資美國的新能源產業，要想獲得美國更多的政策支持殊為不易。

盡管當前美國推出一系列政策來大力復興制造業，但三一等中國企業短期內也很難從中獲益。原因在于，中國企業最大的優勢是成本控制能力，在技術能力上并不占優。雖然美國經濟仍在艱難復蘇，但美國的人工成本相比中國仍要高出很多。如果中國新能源企業在美國的投資項目缺乏明顯的技術優勢，不能根據美國市場的需求提供更具成本優勢的產品，即便是在美國鼓勵制造業復興的背景下，中國新能源企業也未必能夠搭上順風車。

須提前評估風險

在“三一訴奧巴馬”案再次開庭的10天前，筆者采訪了幾位對國際新能源領域有所見解的學者，對于這起案件，他們的看法是：美國市場仍然開放，但一些隱性的阻礙或將一直存在。就像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于洋所說“美國各州大多有新能源發電目標的約束，比如加州就有2020年達到新能源發電比例33%的硬性目標。因此，風電的投資需求仍然是旺盛的。”

那么，積極投資的中國企業是否還會觸碰到其他底線?

幾位學者認為，至少目前不會存在這樣的底線。于洋認為，相反，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不管是能源安全審查還是關稅和補貼，中國新能源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投資都充滿了政策不確定性。他建議，企業在做決策時要注意評估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并根據風險評估制定相應的策略。

曾經“看到有商機就喜歡搶灘”的中國企業，將需要考慮更多國際市場政策的不確定因素，在準備投資策略和預案時就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將種種不確定性納入決策框架，讓企業在投資策略方面，對政策、市場和文化風險產生更強的適應能力。在三一訴奧巴馬案中，這或許是比挖掘“底線”更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