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騰，原中煤進出口總公司出口部部長。自1986年11月赴駐日代表處工作，至2002年初退休，其間掐頭去尾，他親身經歷對日煤炭出口整十五年。這十五年恰是中國煤炭出口日本，由弱轉強，再自盛而衰，延及當代的關鍵時段。

8月2日，本刊記者面對面訪談黃騰，意在還原重溫那段歷史歲月。中日煤炭貿易的盛衰，固然受大環境氣候左右，但其間反映的中日企業商業價值取向，亦足令人深思。

1986年7月1日，人民日報新聞，美國經濟學家費景漢訪華，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見。文章在頭版頭條，隨文刊有大圖。

看到這篇報道，我心里有數了，日本之行應該沒問題了。

費景漢算是我的舅舅，他的父親是我姥姥的哥哥。中煤（中煤進口總公司）早就決定調我到駐日代表處，那邊人手緊張。但就因為這層海外關系，調任報到煤炭部一直批不下來。

我把當天的報紙給領導，領導一看，說行了，轉交煤炭部。過了些日子，說可以走了，上頭同意了。

這樣在1986年11月，我到了中煤駐日代表處，當時心里挺高興，一是調任成功代表組織信任，政治沒問題；二是工資提高，還可以買到緊俏的電器，這都算是出國工作的福利。

打開無煙煤市場

中煤駐日代表處位于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下街，是一個九層的住宅樓，中煤租了其中一套房子。代表處所處的地段很好，晴天的時候可以看見富士山，代表處對面，就是后來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的家。

原來駐日代表處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到年齡退休，另一個留學走了，還有一個被卷入鋼材貿易案被抓起來。這樣我到代表處的時候，只有我和首席代表兩個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為每年一度的中日長協煤談判做準備，收集資料、制定談判方案，提交中煤領導，并寫上自己對今年煤價調整建議和依據。在此之外，中煤也希望我可以開發煤炭對日出口。

首席代表的年齡很大了，而且不會日語。因為之前出了鋼材貿易案的事，他比較保守，不太愿意干。后來等到他回國述職，兩周時間，在他回來之前，我做成了一單貿易。

當時日本一家貿易公司，丸紅商社，他們董事長對中國非常友好，每年春年都會把中國政府派駐日本的人員集合起來聚會。通過他們，我了解到日本有家水泥公司需要半無煙煤。當時日本國內還生產煤炭，為保護國內生產，日本規定購買外國煤，必須購買本土等量高價煤。但無煙煤、半無煙煤不在此列。

國內長治、鶴壁都出產半無煙煤，這種煤炭熱值高，價格便宜，當時也不太適合發電，也希望出口。這樣，我利用國內業務部門的支持，做成這單5000噸煤炭的生意。首席代表回來后，發現生意已經做完了，又賺了錢，挺高興，慢慢也放手讓我做一些。

這單煤炭來自鶴壁，但是鶴壁的煤HDI太低，卸船時候非常麻煩，后來對方也無法使用。但這不影響這單生意，對方資金早已支付。他們對我說，這煤炭有問題，不能再要，我知道是HDI的問題，于是后來換成長治煤，然后合作就一直進行下去。

中煤領導對我十分信任，對這種長協之外的現貨煤，半無煙煤、無煙煤，都放手讓我干，只要我簽字就行。也是從這5000噸開始，半無煙煤慢慢擴張，后來也發展到幾百萬噸，這塊主要擠的是蘇聯煤。后來，因為大環境的關系，長協煤陷入停滯，以無煙煤、半無煙煤為代表的現貨煤還一直保持貿易。

大同煤的故事

我到駐日代表處的時候，中國長協對日出口煤炭的主力就是大同煤，但那時候量并不多，每年大概幾十萬噸。

大同煤是中國最好的煤炭之一，大同煤分幾個地區，有來自口泉溝、有來自云岡溝，現在又增加了塔山地區。口泉溝的煤是最好的，不需要洗煤，原煤質量就非常好，灰分7%、硫含量0.7%左右，有害元素非常少，熔點在1200度左右，但不結大渣。云岡溝質量相對就次些，塔山地區就更差了，可惜的是，現在口泉溝的煤基本采完了。

但是出口到日本的大同煤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雜物多。煤炭里面什么都有，螺絲、螺母、炮線、甚至馬蹄鐵，半拉鐵鍬等等。

雜物的原因很多，當時中國采煤機械化程度低，主要依賴打眼放炮，煤巖崩下來，就有沒爆的雷管。大同有很多小煤窯，為了照顧地方，還得收購他們煤炭，小煤窯都采用炮采，很多還用騾子運輸，要不怎么還有馬蹄鐵呢？

另外就是出口單位，買一些次煤參到好煤里面，一般一萬噸摻雜百八十噸，這里面有港口分公司的人，也有中煤的人。煤炭質量變次，日本人看到就索賠，中煤就將責任轉給了地方煤企，也因為這樣，大同煤礦和后來的兗州煤礦都和中煤關系不好。

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新建了幾個大機組，我在它填海的時候就去拜訪過，推薦中國大同煤。對方最終同意購買5000噸的大同煤，和許多其他種類煤炭一起，試用評價。

因為大同煤本身質量就很好，從港口一卸下來，大家都覺得好。當時我也在港口，看完就給中煤發去報告。發完報告，我也回到了東京。剛到東京，中部電力公司來電話，說雜物太多沒法使。

它們電廠在名古屋，我從東京坐新干線折返回去一看，對方把大同煤攤在地上，用吊車吊著一塊電磁鐵，來回吸，什么雜物都有，各種鐵器。結果中部電力對大同煤的印象一下子就不好了。

雜物還好，日本方面最害怕的就是雷管。一開始日本人不知道是什么，發現就當雜物扔了，后來發現是爆炸物，日本電力業界定期有通氣，結果大家發現都有。這樣在1991年，發生了一起大的索賠事件。

因為進口的大同煤中發現大量雷管，日本十大電力公司聯合向中方索賠索賠15億日元（當時相當于1500萬美元）。在這中間，我來來回回做工作，我知道日本人并不想整垮中國企業，而是希望解決問題。我向他們解釋，礦山效益本來就不好，再賠償這么一大筆錢，更加沒有能力來解決雜物問題。最終日本將賠償金額降低到6000萬日元（當時相當于60萬美元），但要求所訴求的其它賠償額度，大同方必須投入到除雜項目中去。

這個方案出來后，“大同那邊特別高興”。后來還有一個小插曲，大同還從日本訂購了幾臺除鐵器，使用后不久著火了。日本立刻全額賠償，連大同救火的錢也一并支付，后來重新設計了除鐵器，無償提供給大同使用。

大同煤炭質量很高，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雜物，之后兗州煤在日本市場崛起，大同煤感受到危機，后來雜物也大大減少，隨中國對日煤炭出口的高潮，和兗州煤一并進入對日出口的鼎盛期。

兗州煤興起

因為我一直從事煤炭出口的關系，和兗礦董事長趙經徹常有接觸，彼此關系不錯。

90年代初，趙經徹告訴說，他想推動兗州煤業募資上市。我說，現在別人知道大同煤，不知道兗州煤，沒有知名度，上市有難度。他問我有什么建議，我說，可以通過出口先讓別人知道。我看過兗州煤的規格，質量總體不錯。

“你敢不敢往日本出口”，我激他，日本市場是世界上要求最嚴的。如果能打開日本市場，那么全世界也會承認。大同煤出口日本，主要就是雜物的問題，80%都有索賠。

趙經徹想了想，跟我說，“黃騰你去做（市場）開發工作，我們全力支持你”。

要打開日本市場，需要一個突破口。通過與日本商社的溝通，我了解到中部電力公司談判代表小形耕八，談判作風強硬，在動力煤談判領域很有威望。日本朋友提醒，如果搞定他，進入中部電力公司，其他電力公司也會跟進。

小形耕八是一個頗有遠見的人。此前，由日中煤炭長期貿易委員會動力煤窗口——日本石炭資源開發株式會社牽頭，日方組成二十多人參加的大型山東動力煤調查團來華現場考察，其代表團團長正是小形耕八。

小形耕八對兗州煤本身有所了解，加上我一直努力和他溝通。這樣中部電力公司新建機組，我聯系兗州組織2噸樣品，讓他們先試一試。對方覺得兗州煤不錯。兗州煤是洗煤，質量比較穩定，此外兗州煤灰熔點在1400度左右，相對大同煤更適應現代化的鍋爐。

然后也是5000噸第一批兗州煤過去，總體反應比大同煤要好，但是雜物還是挺多。

那一年是1993年，正好趕上一年一度的談判。我問日方，兗州煤能不能列入長協煤炭新品種里去，當時日本很多公司不愿意，因為大家知道大同煤雜物多，他們一直在用，要費很大的力氣去除雜，而且兗州煤第一船也有問題，雜物也比較多。

恰恰是小形耕八，這個日本動力煤談判界出名強硬的代表，他同意使用，但提出了條件。他說，我用可以，但有風險，能不能比大同煤便宜。

趙經徹知道后拍板，“行，沒問題”。之后一下子給中部電力公司運去60萬噸煤，這在此前對日煤炭出口中，從未有過如此大數量單個訂單。兗州煤要經過洗選，本身成本比大同煤高，但為了打開市場，這一年執行價格比大同煤每噸低大概一個美元。

很快對方反饋，兗州煤的確比大同煤好多了，但是雜物、鐵器還是會有。這其中有一個大問題是木質。

90年代初，煤礦開采許多使用木頭支柱，回收時候就會有木質混在煤炭里。洗煤是根據比例來洗，木頭皮就浮在上面不好洗。但是木片到了現代化的機組，不能和煤炭一樣磨碎，變成粉狀，它是纖維質的東西。這就出現幾個問題，一是運輸的過程中，容易堵在縫隙里，降低效率；二是，在磨煤過程中，它易燃，在粉碎機里，很危險。

我給趙經徹支了一個招，招一些工人，三班倒，站在浮選機邊，用人工打撈，同時再研究打撈木片的技術。

這個方法持續了半年左右，后來兗礦和清華合作設計出撈木片裝置，解決了這一問題。然后正好碰到中日之間定期的一次互訪，對方買了兗州的煤，也想看看實地怎么樣，如何解決木片的問題。日方代表看到這個場景，很感動，方法雖然原始，但很有效。日本人感覺兗礦對客戶利益比較看重，于是兗礦管理水準的名聲慢慢提高。

雷管問題，日本人反映也很多。兗州煤是洗煤，本身雷管相對就少。兗礦也制定了許多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在每個雷管上都編上號碼，如果日方反映存在雷管，直接由當事礦長負責。

后來兗礦副總經理楊德玉訪日，又對日本人承諾，凡是兗州煤出的雜物，兗礦都收回。這個姿態也博得日本人不少好感。第一年兗州煤比大同煤每噸要低一美元，第二年兗州煤就上漲了兩美元，超過了大同煤。

中部電力公司之后，其他公司也開始用。但是兗州煤本身也有缺點，日本環保要求嚴格，兗州煤硒含量超標，這樣有的電廠就用不了。

動力煤之外，兗州煤也打開了煉焦煤的市場。兗州煤不是純粹的動力煤，它有一定的粘結性，可以作動力煤使，也可以當煉焦煤里面的配焦煤使，當時還有一種高揮發份的噴吹灰煤，他也可以做這種煤。因此兗州煤的銷售范圍更廣，所以我們給電力業界推兗州煤的時候，也在給鋼鐵業界推。

最成功的案例是新日鐵，日本最大的鋼鐵公司。新日鐵本身有發電廠要動力煤，有煉焦廠需要煉焦煤，還要噴吹煤。他們希望盡量用一種煤，能夠多種用途。這樣他買了兗州煤，三種煤都能使。兗州煤還有一個特點，它比較好洗，提高一個百分點的灰分，或者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灰分，都很容易。

這樣兗州煤一下打開了鋼鐵業界的市場，原先一年不過幾十萬噸。2000年，和新日鐵第一年就簽訂了180萬噸，并承諾如果使用效果不錯，第二年增加到350萬噸，如還不錯，第三年增長到550萬噸。

兗州煤的興起極大地帶動了整個對日煤炭出口的增長，最高頂點時期，長協煤加上現貨煤，一年出口煤炭可以達到數千萬噸。

搶在煤價下跌前談判

為維持中日長協，中日雙方均有支撐機構。日方名為日中長協貿易委員會，下面設分支，有石油、煤炭、設備、玉米等。煤炭又分兩部分，一是動力煤，二是煉焦煤。動力煤對應日本電力業界，煉焦煤對應鋼鐵業界。

動力煤窗口公司是石炭資源開發公司，它是由各電力公司派代表組成的常設機構，談判由中煤和他們談，確定統一價格后，再分別和各電力公司簽約。

煉焦煤沒有窗口公司，主要是三家公司，新日鐵、日本鋼管（NKK)和住友金屬，三家按年輪流當班，每年談完價格，三家統一執行。

2000年是很波折的一年。此前從1997年至2000年，國際煤炭價格連續四年下跌，但自2000年3月起，先是動力煤，然后是煉焦煤，價格一路上揚。日本人很焦慮，希望能盡快簽下2001年度合約，這樣避免煤價持續上漲，損害利益。

但在我看來，這波煤價上漲不可持續，它是四年煤市低迷后，煤炭企業兼并重組后，形成局部壟斷的結果，后期產能釋放，價格會再次下跌。

所以我希望能搶在澳大利亞之前和日方談判。澳大利亞也是日本主要的煤炭供應方。一般中、澳都會在前一年的10月份開始與日方接觸，談判下一年的煤炭協議，到來年的3月份確定協議內容，包括價格數量等。一般情況是澳大利亞先簽約，中方會在澳大利亞合約基礎上，根據煤炭發熱量等因素，進行價格上下浮動。

但在澳大利亞之前簽約存在風險，以往有澳大利亞煤價為基礎，有據可依。如果率先談判，簽約后價格上漲誰來負責？所以當時我找中煤領導，談到我希望抓住現在煤價時機，搶在澳大利亞前和日本簽約，他們很多人都不同意。

不過當時的中煤黨委書記宋勤支持我。后來中煤高層達成一致意見，讓我去聯系兗礦，并讓兗礦寫下書面文件，解脫中煤責任，我就可以和日方先期談判。

這時候是距新日鐵代表過來只有一天。我連夜坐火車去兗州，趙經徹對我十分信任，他說，“黃騰，你怎么說怎么做，出什么事我擔著”。這下我心里有底了，趕忙坐火車回北京。那天上午10點，新日鐵代表就抵達北京了。這樣我和他談，從10點開始，一直談到下午1點，口頭約定了一個較高的價格，把量也提上去了。

在日本，口頭約定就算談完。最后簽約之后，大概過了兩個月，煤炭價格一下子跌下來了，每周都在下跌，一直到每噸煤炭下跌了7美元，市場才穩定下來。澳大利亞看到我們簽約，也趕忙簽約，他們簽約時每噸價格已經比我低了兩到三美元。

那一年，因為有新日鐵和我們先期簽約，整個中國煤炭都因此受益。因為根據這一價格基準，動力煤也很快簽約，整個中國煤炭在那一年躲過了2001年初的那輪煤價下滑。

事后我自己計算，如果按照往常慣例來談，那時候我們協議價格可能會下降3-4個美元。如果按4美元計算，那一年，兗礦就因此凈賺2400萬美元。

趙經徹跟我說，黃騰，要是兗礦是私企，我給你1%就夠你吃一輩子了，但是我是國企。最后趙經徹請我吃了一頓飯。

陷入低谷

我最后經歷了兗礦和新日鐵的第二年合同，350萬噸。按照原來承諾，2002年，兗礦和新日鐵簽約第三年，應該是550萬噸。

因為我2002年初就已退休，我沒有參與這次簽約。但這次簽約是中國對日煤炭出口的一個高點，隨后就迅速回落。

2003年之后，中國煤炭市場興起。國內煤炭價格上漲，現貨價格比長協價格還貴。國內煤炭企業不愿意執行已簽約合同。

這里面還造成了一些個人的悲劇。原先兗礦和新日鐵簽下了一年數百萬噸的煤炭，后來因為國內價格上漲，兗礦就不愿執行，中煤駐日代表也沒有事先通知對方，這樣一下影響了新日鐵采購負責人的前途。

這人是新日鐵采購部的部長，對中國特別友好，本來已經要升任新日鐵的副社長，因為中方臨時毀約，影響到新日鐵的正常運營，最后被調到新日鐵下屬一偏僻小廠去了。那人一氣之下，辭職不干，前途從此就毀了。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日本的業界對中國心有余悸，不再敢下大訂單。當然，中國現在成為世界最大煤炭進口國，也不愿意賣煤炭給日本，再加上中日之間因為釣魚島又交惡，到目前每年出口日本的長協煤，可能只有幾十萬噸。

現在中國煤炭市場不景氣，又有一些企業開始重新審視出口，這因為價格競爭的原因，難度很大。日方零星也有一些企業來咨詢我，看看中方有無出口需求。但我明白，要回到當年的鼎盛時期，怕是很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