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會被問到對能源的態度是樂觀還是悲觀？” 1979年經濟學家Daniel Yergin在哈佛商學院的一個講座上談到了這個問題。由于美國在1970年后石油產量一直下降，Daniel Yergin聲稱自己是悲觀主義者。他談到了“石油峰值”：即全球的石油產量將會在到達一個峰值后開始下降。那個時代，美國陷入了能源危機的泥潭，且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

今天，這一說法依然正確。但是，現在Yergin更多是向世界各國領導人鼓吹未來有足夠石油，他宣稱技術進步將繼續為我們帶來大量可用的石油，峰值“依然遙遙無期”。

這些石油十分充足的消息占據著媒體和政策領域。雖然，那些預測石油產量將不斷上升的言論不斷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這并沒有降低它們的吸引力。自1956年M. King Hubbert（曾經在殼牌石油和美國地質調查局工作）準確地預測了石油峰值以來，石油悲觀主義者已經提供了更為準確的指導。為何這些報道沒有獲得足夠的關注？

我相信人們更想聽到正面消息。非常多的情況下，科學家和分析家們以“危險”和“損失”為措詞進行能源和氣候變化方面的討論，但只招來了漠不關心和阻力。如果這些復雜話題只能被那些掌握了高度技術性術語和理念的人所理解，那么這些信息并不能起到太多的作用。

使用“解決方案”、“轉型”與“韌性”等語言來講述一個正面樂觀的故事，將更有說服力并更有可能推動有效的行動。一個小鎮不太可能單純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建設一個風電場，但可能因為能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改善當地的經濟、加強社區的聯合并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支持這一工程。

對未來能源供需及價格深切關注

國際能源署（IEA）和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等機構，大銀行和媒體不斷地安撫我們“能源供應將滿足未來的需求，技術進步將使能源維持在可接受的價格下”。美國的頁巖油被吹捧為能源博弈的顛覆者，據稱美國將在2020年超越沙特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

現實是，提供價格合理的燃料正變得越來越困難。全球傳統石油的產量在2004年年底停止增長。2004年到2012年間，每年石油工業投資6億美元，油價增長了將近4倍，但平均年產量只增長了4.3%。這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阻礙。

EIA對未探明技術可開采（但不一定經濟可開采）頁巖油資源 “高度不確定”的估計結果是580億桶——只夠美國用8.6年。通常，媒體和能源工業界宣稱美國能滿足自身100年的天然氣需求。然而，按照美國2012年的消費量，其探明干氣儲量只能持續12.5年。

IEA期望中東的石油供應能夠在2000～2030年間翻倍，同時加拿大的油砂、委內瑞拉的重油以及液化天然氣（天然氣被轉化為液體燃料）產量可以增加10%。數年前生物燃料被認為是一個有前途的應對措施。現在來看，這些預測似乎是可笑和荒謬的。

乙醇燃料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昂貴的低質量燃料，它抬高了食品價格并導致了2007年發生在墨西哥的“玉米餅暴亂”。加拿大油砂的石油產量在2012年達到了160萬桶/天，但只超過了2006年預測值的一半。重油和煤炭液化燃料還未達到經濟上可承受的規模。在2005年被政策制定者和工業界代表鼓吹的，作為能源轉型愿景的“氫能經濟”也不再熱門。

這些能源將保持充裕的結論一般都基于描述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模型，而非基于實際的資源儲備，并做了可能有偏差的假設。因此這些故事中，許多都存在瑕疵。

在油氣公司和能源機構有著數十年經驗的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們預計，全球液體燃料的供應將在2020年前開始下降。包括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的Jean Laherrère，英國石油公司的地質學家Colin Campbell，地質學家和社會企業家Jeremy Leggett，前IEA石油分析家Olivier Rech，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Michael Kumhof在內的預測家們看起來似乎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目前，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們，媒體也往往忽視他們。關于能源政策有意義的公共討論在此過程中被堵住了。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正能量

科學家們必須學會像廣告商和游說團體那樣講述激發人們興趣的關于能源、氣候變化和資源短缺的故事。如果我們想要推動能源轉型并預防氣候變化，就必須提供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錢不會投入到問題中去，只會投入到問題的解決中去。我們應該以樂觀的、易于處理的方式提出方案，并把它描述得符合特定的世界觀。

加州Lancaster的 Mojave Desert市采取了積極的策略來推動該市成為美國第一個零碳排放城市。

“我們無法自上而下解決氣候變化，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自下而上解決。”Mojave Desert市市長Parris在今年4月份的一次能源會議上說。他沒有消極地恐嚇市民，而是放大了該市建筑和規劃部門的權利來鼓勵太陽能發電。現在Lancaster已經成為全加州人均太陽能生產量最大的城市。

它同樣成為加州第一個要求開發商在新建房屋時為每家至少安裝1千瓦太陽能發電容量的城市。加州的小鎮Sebastopol也按此方案行動，規定所有的新建筑、房屋增改建都必需安裝光伏發電系統。

這一自下而上的方法同樣被用于堪薩斯州的農場小鎮Greensburg。在2007年一場龍卷風幾乎摧毀了該鎮的大部分地區后，居民們走到一起“毫不猶豫地討論起綠色建筑”，市長Bob Dixson說。他們精心制作了一個新的宗旨，專注于“為了后代而一起工作”。該鎮要求所有的新建筑由美國綠色建筑協會的生態建筑評分系統進行認證。該鎮通過公私合營的模式新建的社區風電場，將12.5兆瓦電力中的一部分出口至附近的鎮。

轉型中的城鎮（包括像亞利桑那州的Tucson和荷蘭的Groningen這樣形形色色的地方）通過建設社區花園，建造太陽能發電系統以及分段河流清潔等，尋找使自己居住的地方更加可持續的方法。這一網絡目前包括了全球上千個這樣的城鎮。

為何這些地方性方法能夠成功？人們喜歡感覺到自己是整個解決方案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受限于不可捉摸的石油獨立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人們喜歡抓住樂觀的，給他們希望的事情。有效利用這種感覺應該成為尋找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的人的共同目標。

我相信這些地方性措施一定可以幫助我們從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轉向可再生能源，從個人交通轉向公共交通。我們應該提倡能推動可再生能源的回購電價機制，更好的軌道交通網絡，方便騎車的街道，本地化的食品生產以及建筑環境的改善，而不鼓動間接的和懲罰性的政策機制（如碳稅）。

關于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的負面策略，它們并沒有激起公眾太多的響應。現在可以嘗試采用積極正面的策略。正如一個經典的銷售名言所說的那樣：“推銷的是煎牛排的吱吱聲，而非牛排本身”。

（作者系加州能源分析和咨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