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十五大將“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上升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導”一直被當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不可動搖的信條，直到進入21世紀，民營經濟的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很快逼近并超過了國民經濟總量的半數——非公經濟占國民經濟總量、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均已超過60%，吸納城鄉就業人口超過80%，稅收貢獻超過50%。即便是在公有制經濟絕對控制的“七大重要行業”中的能源領域，民營資本也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在國有資本密不透風的壁壘上鉆開一道又一道裂縫，像是宏華、安東、新奧以及廣匯在有限的油氣市場夾縫中做的風生水起，相反，關于能源國企巨虧與壟斷的質疑層出不窮。

然而，國有經濟在民營經濟快速崛起的壓力下迫切的想收復之前因“國退民進”丟掉的失地，國企擴張的步伐在近幾年來越來越快。有些地方政府為做大國企，不惜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企兼并，在煤炭、油氣等領域也屢屢出現民企進入又被擠出的案例，國家電網也在開始違背五號文件的電改市場化方向，公開收購電網設備廠商。能源企業在的現有的所有制制度之下被分成三六九等，各類所有制企業在獲取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政府項目、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以及市場準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國企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能源產業巨大的發展潛力在所有制的鴻溝下被日漸損耗，能源各領域的改革也止步不前。

所有制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不斷激化，當民營經濟總量超過國民經濟半數之時，政府是否需要在原有的所有制基礎上認為的加大國有經濟的比重，或是在國家經濟命脈領域通過政策傾斜來加大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人為劃定各類所有制成分比重的行為都將會違背市場公平競爭與效率原則，但國家對此的應對政策看起來卻是模棱兩可的，一方面，政府保障國有企業“控制經濟命脈”的政策顯性或隱性地在強化；另一方面，國家給民營企業“平等競爭地位”的相關文件頻頻出臺。

政府的搖擺在油氣領域顯得尤為突出，在原油進口方面，國家在2011年批準了19個非國有公司可以進口石油，但是非國有企業卻沒有配額，實際還是等于不準進口，三桶油占據了100%的進口配額。在油氣區塊勘探權方面，新的“非公36條”中雖有規定準許民營石油企業進入石油開采行業，但是，卻設定了幾個苛刻的條件，民營企業幾乎無縫可插。加油站是民營企業能夠進入的少數領域之一。盡管如此，就整體而言，三桶油的加油站仍然對市場造成壟斷。

在國家政策導向不明的情況下，原本充滿活力的民營資本就像是在航海中迷失了燈塔的船，四處逃竄。以中國的頁巖氣產業為例，試圖進入到頁巖氣領域的民營資本或是倒在了準入門檻前，或是懼于油氣行業壟斷打起了退堂鼓，即便是有幸中標的民營企業，也在貧瘠的區塊、畸形的市場與政府不完善的產業政策的夾縫間舉步維艱。這些所導致的結果是，原本為打破油氣資源壟斷而設立的頁巖氣獨立礦種，時至今日勘探開發仍進展緩慢。茅于軾在談到近年來國有資本兇猛擴張之時說道“高度國有制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社會階層僵化，經濟活力下降，催生如超額公共債務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2012年與2013年之交，吳敬璉和馬國川在其新書《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中就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一個宏大又現實的問題：“中國現在正站在歷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大問題。”通過講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多年的體制演變史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吳敬璉得出結論，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目前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半市場、半統制”的過渡體制，是一種黨政一體化的“Party-StateInc.”，因而“當改革停頓下來，甚至出現開倒車的現象，政府的管控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不斷加強時，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了”。

能源國企對民營能源企業不合時宜的攻擊就像是一個病人在彌留之際強有力的抗爭，無論自然規律如何，它都不想退出歷史的舞臺。但另一方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千年后的種種跡象表明，國家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本質上改變，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也不再是“主導”與“輔助”。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此前所有制理論政策的改革紅利已釋放殆盡，生產力的發展呼喚新突破，正如吳敬璉書中所述“我們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探索未來的進路，讓歷史照亮未來中國的道路”。

中國能源行業是否能夠超脫所有制“鴻溝”的范疇，在資本平等競爭的市場維度中運行？

如果能夠超脫中國原有的所有制理論，那關于目前“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論就顯得毫無意義了，無論是民間資本還是國有資本，消除了所有制制度框架之下的市場地位差異，投入到能源領域里的一切資本都將是平等的，不會有姓資姓社之分，只會有追逐收益的效率之分。如此一來，關于能源國企效率與壟斷的難題或許能夠迎刃而解。

從十四屆三中全會起就提出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而至今尚未實現，近30年來來的所有制改革的爭論聚焦在以下三個關鍵點：一是推進企業制度創新，重構市場主體；二是與時俱進地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功能定位；三是尋找適應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在中國近３０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中，前兩點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唯有第三點，關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國有資產從“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換，這一點改革的進展緩慢。

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導方面應當及時由針對“國有企業”自身，轉向在國家層面推進“國有資產的資本化”。目前的國有資本運行模式是以實物形態的“企業”為基礎，由此來帶的問題是所有制結構將企業分為三六九等，具體到能源領域，國家政策與資金會不自覺地向國有能源企業傾斜，導致我國能源行業壟斷嚴重，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而民營能源企業在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之下也很難繼續釋放活力。

新加坡經濟政策是國有資產資本化運作的一個成功案例。盡管私有的和外資的大中小型企業林立，新加坡卻與中國一樣，是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國家。統計數據表明，新加坡政府所擁有或控制的企業（稱之為“政聯公司”）在經濟中占到的份額達到60％以上，涵蓋制造業、金融、貿易、造船、能源、電信諸多領域。然而，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和其他地方的國有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們在商言商，公平競爭、效率至上。200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新加坡政聯公司在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平等競爭的商業基礎上運作，并未獲得政府的特別支持。尤其是，它們沒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優惠信貸支持。

新加坡的國有資本運作模式所達到的結果正是我國目前所追求的所有制改革目標——“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前不久被曝光的中石油“窩案”被很多能源學者視為政府開啟能源改革的積極信號，有學者甚至樂觀的認為，動一動中石油，就能盤活整個油氣行業。雖然目前油氣領域改革的進一步方案未定，但無論以何種方式開展下一步改革，對油氣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一定也是“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因為只有管理者與所有者的角色分開，國有資本才有可能真正意義上與民營資本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打破壟斷”，實現最優化利用。

我們在所有制問題上已經爭論了幾十年，而我們的能源產業也在這么多年的所有制爭論中逐漸喪失活力。當年復一年的爭論都找不到適合的結果時，我們是否是時候跳出所有制三六九等的觀念再去看待這個問題了？我們坐擁全球最豐富的可采頁巖氣資源量卻一直深受煤炭污染之苦，這是一件可笑又可悲事情。正如我們還不斷在考量“到底是國有資本去開采石油合適還是民間資本合適？”這個問題一樣，可笑又可悲。難道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開采出來的石油有什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