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全國大氣污染防治部際協調會議在北京召開，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環境部、住建部等部門和北京市相關負責人介紹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貫徹落實情況，以及今冬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

今年9月12日，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增加清潔能源供應。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能源產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如何理解即將展開的能源改革？記者就這個問題采訪了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中國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震教授。

記者：11月初，有媒體報道稱，歐盟可能將結束對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補貼。而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在2020年將全國可再生能源適用范圍擴大一倍。您如何看待美、歐兩大發達經濟體在可再生能源政策上大相徑庭的做法？

王震：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較高，歐盟各國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較高，導致電價過高，政府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補貼。這也引發了德國、保加利亞等國人民舉行反對高電價、高補貼的大規模游行。由于深陷歐債危機泥潭，歐盟擬停止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回歸傳統能源似乎是情理之中。

反觀美國，奧巴馬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態度是非常堅定的。據統計，如果這一目標達成，屆時，美國國內將至少有1/5電能來自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巨大影響下，美國雖已進入穩健復蘇期，但也遠未走出經濟大衰退。那么，在這種條件下力推可再生能源發展、促進節能減排以提高能源自給率，我認為，這是奧巴馬的戰略考量。

美國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其實是為其經濟發展尋找新的增長點，是其經濟轉型的重要一環。與中國一樣，美國面臨著對傳統化石能源嚴重依賴的問題，在氣候問題上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因此，盡管國內經濟尚未走出困境，但發展可再生能源是使美國經濟能在后危機時代獲得持續增長，進而使美國可以繼續維持其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而進行的戰略布局。

記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目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能源結構調整。您認為能源結構的調整升級對于我國今后的改革有何意義？

王震：中國目前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改革。在國內，多年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對自身生存環境、公民權利等方面的訴求也越來越多，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

國際上，隨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世界各國既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格局亟待重建。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國際局勢下，改革是唯一出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這背后實際上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來源于能源結構的不可持續。能源結構的調整，其實就是能源領域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在這個意義上，調整能源結構是挑戰，更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日本的發展路徑對我們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上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油價高企，石油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面臨經濟增長困難的巨大挑戰。然而，日本變挑戰為機遇，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研發節能環保技術和尋找替代能源，以技術創新的強大推動力來促進產業升級，使其有效應對石油危機，全球競爭力大幅提升。

因此，我們大力推動節能環保產業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強調傳統能源的清潔化和利用效率，實際上強調的是發展的技術含量。這與此次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改革要加快創新驅動的精神是一致的。

記者：去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提出，中國或將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王震：三次工業革命的本質是動力革命，也就是能源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來源于蒸汽機的發明和普及，這背后是煤炭取代秸稈成為主導能源；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內燃機和電力的普及為代表，推動了石油工業的巨大發展。如今，我們是否迎來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在學界尚未定論，原因就在于目前還沒有出現能夠取代石油的能源形式。我個人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最有可能來自電力，即電力在汽車、飛機等動力工業領域里取代石油成為主導能源。

這可能意味著以電力生產為核心的能源時代的全面到來，可再生能源所扮演的角色也越發關鍵。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正逐步降低，但儲能技術瓶頸尚未突破，如何普及到飛機等其他動力工業領域也是短期內難以解決的難題。那么，這就意味著，面對掌握第三次工業革命先發優勢的歷史機遇，世界各國又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就中國而言，我們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跳出“以GDP論英雄”的思維框架，通過對體制機制進行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技術創新，才能贏得下一輪全球經濟大繁榮的先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