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與國有資本在試圖破解我國石油能源對外依賴困局的同時，也在重構“煤化”代替“石化”的能源化工產業新格局

陜北神府煤田大開發伊始，就確定了資源開發國家的“頂層設計”，要讓“看不見的手”自由支配“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同時，也讓“看得見的手”引導資本對資源進行“深轉化”。這掀開了能源經濟的新樣本

“榆林不存在發展失速問題，少數人只看到挖煤賣煤不行了，卻沒看到一大批煤的深轉化項目已經逐步發揮效益。榆林仍是陜西乃至西部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即使是處于增長動力切換的今年，GDP全年經濟增長速度也預計在11%以上。”面對“資源型區域經濟”難以擺脫“資源詛咒”困局的質疑，長期致力于陜北能源產業發展規劃的榆林市發改委官員馬富全語氣堅決地說。

多名受訪的權威人士提供的數據顯示：第一次國內煤炭市場疲軟的態勢下，由民營企業主導的煤炭資源初級轉化的實體產業，帶動榆林能源經濟走出低谷，創出陜西新的增長一極神話；而在國內煤價再次理性回歸，市場的倒逼中，民營經濟與國有能源巨頭共同推動的“煤化”產業的升級、轉型，也將推動陜西能源經濟實現華麗轉身。

走資源可持續發展道路

“媒體理解的失速，其實是榆林快速發展中動力切換的一個插曲。”同樣致力于陜北榆林能源化工產業發展規劃的榆林市發改委資深調研員楊揚說。

楊揚所講的“動力切換”，是指陜西榆林在煤炭市場如火如荼時，實現了能源資源初級轉化，已經完成了能源化工產業“二次升級”的產業布局。在市場主導的挖煤賣煤即將淡出、新的煤化工產業產能逐步釋放之時，GDP增速的暫時調整，正是被不知詳情的人誤讀為“失速”的主因。

相關資料顯示，榆林每平方米的地下富含6噸儲煤、115公斤石油、140立方米天然氣、140噸的巖鹽。按目前市值計算，榆林每平方公里地下擁有10億元人民幣財富。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神府特大煤田發現。開發之初，國家“頂層制度設計”依照市場化法則，準許“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開創了陜北能源經濟發展新方式。

“但陜西的能源資源開發，走了一條與國內外能源經濟發展不同的道路，力求突破資源詛咒困局。”楊揚分析，資源詛咒，就是有關資源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引發國內外學者關注的“荷蘭病”。按照專家們的研究，能源資源的相對充裕容易使區域經濟走上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能源經濟道路。而資源行業的相對擴張，必然會降低各種生產要素對其他行業的配置，產業結構容易出現“跛腳”現象。

1982年，在市場化的理念下，出現了“國家修路、群眾辦礦、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煤炭開發態勢。

1989年，《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規劃》的出籠，標志著“頂層設計”開始注重資源的深轉化。

“能源化工基地建設之初，僅僅是挖煤、采油、輸氣，只有‘能源’沒有‘化工’。”榆林市一名原任領導回憶說。

為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2002年，榆林修編《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規劃》，首次提出“高起點，大規模，新機制，抓轉化”。

當年的10月，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向陜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三個轉化”的理念，即煤向電力轉化、煤電向載能工業品轉化、煤氣油鹽向化工產品轉化。

2003年年初，陜西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三個轉化”視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正式提出。

2007年4月，陜西省政府第五次陜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設座談會議紀要中，又提出產業發展的“三個延伸”，即向配套裝備制造業、能源化工下游增值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延伸。

“三個轉化”的“頂層設計”提高了資源利用水平和效率，榆林全市1997年形成的854個煤礦，經過整合到2008年減少了526個小煤礦，煤炭回采由2002年的30%，提高到2008年的60%。

陜西的“深轉化”，也引來了國家層面領導的高度關注，原國家主席胡錦濤視察榆林時，要求“榆林要珍惜資源，要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