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親歷了中國電力工業數十年的發展與變革，您是怎么看待和評價中國電力體制一步一步改革的?

吳敬儒：我認為中國電力行業的改革是走了中國特色的道路，我們是參考國外改革經驗，然后自己根據發展的需要，逐步地推進改革。電力改革起步比較早，改革開放以后就開始進行，當時碰到的問題是如何加快發展電力，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在之后也陸續遇到了一些問題，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呢?我們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改革電力體制。所以今天可以說，我們是參考了外國經驗，但是沒有照搬外國的經驗。

記者：您剛剛提到電力改革比較早，那中國電力行業的改革是怎么起步的?

吳敬儒：最早提出來的是要發展多家發電，當時還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剛開始醞釀。在此之前主要的辦電力量還是在電力部，當然，在大電網之外也有地方的小電網，有一些小水電。

當時國家要求加快發展電力，但是資金遠遠不夠，錢不夠，電就發展慢了。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多家發電，在中央電網范圍由地方參加投資，也就是中央跟地方合資。在當時，中央財政并不充裕，所以要求地方拿出錢來。地方的錢從哪里來?當時的做法是直接從地方財政拿過來。第一個突破就是山東的龍口電廠，在電力改革中，龍口是中央地方合資辦電中很有名的案例，這就是為什么我說電力投資改革從龍口開始。

我當時是電力部計劃司的副司長，積極推動了這項工作。龍口是山東半島比較偏僻的地方，電網比較分散，各個縣市普遍缺電。為了解決缺電問題，原來的做法是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分頭解決。山東省做了一個方案，分散建幾個小電廠，我們計劃司不贊成這個計劃，我們建議把煤炭資源集中起來利用，建一個規模較大的電廠，因為龍口有一個煤礦，可以建一個二十萬千瓦裝機量的電廠，在當時，一個縣的用電也就是幾千千瓦，這已經算很大了。這么算下來這家電廠可以解決周邊四五個縣未來一段時間的用電問題。龍口這片地方的思想當時已經比較解放，已經有了市場經濟的觀念，他們就接受了這個意見，同時提出由中央、山東省以及下面地縣、企業、公社共同投資辦電廠。這個做法是我們國家第一次嘗試，這就是龍口電廠有名的地方，幾個縣、甚至工業企業的錢等集中起來參與辦一個電廠，而且還發了股票，當然，這個股票不是現在的股票，成立了董事會，明確要分紅。但是地方是不參與管理的，管理基本由水電部門負責。

走在前面的龍口電廠取得成功后，很多省市就開始學習，先是山東，后來是河北、甘肅等，合資辦電就遍地開花了。一開始很多地方是接受不了的，這跟省里面思想是否解放有關系。后來這種辦電形式就發展得很快，1983年后，當時的國家計委跟我們說這種方式很好，吸收了一部分資金來加快辦電，應該通過這個辦法在更大范圍吸收更多資金來辦電。所以當時我代表水電部門，加上國家計委，到各個省去拜訪，動員他們合資辦電，有10來個省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合資辦電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記者：中央與地方合資辦電，給當時的電力行業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吳敬儒：合資辦電以后，引起很大變化。原來電廠都是水電部的，現在多家辦電以后，是獨家管還是多家管呢?這個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水電部就堅持說你們沒有本事管，希望還是由水電部門來管。當時，地方參與投資之后我們很好地解決了兩個問題，一個叫做分電，因為當時缺電，大家都爭著要電，所以按投資比例分電，這是理所當然的。第二就是分利，在分利這個事情上就碰到了大問題。這是別人不會出現的問題，但是我們改革起步后就遇到了，這就是我為什么說中國的電力體制改革是走了自己的道路，沒有完全走外國的道路。有一些地區國家定的電價太低，發電廠持續虧損，不僅不能分利，而且每年還要欠債。最典型的就是通遼電廠，那時候國家沒有錢，建不起來，就動員了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參與投資。一開始就吉林投了，它用電量大，吉林投資之后我們給的條件比較優厚，分紅比例比較高，后來黑龍江覺得還不錯就跟著投了，遼寧最后一看，通遼電廠建好后，他們也可以分不少電，也投了。

但是當時東北電網的電價特別低，只有四分錢左右，通遼電廠發電后，不但沒看到分紅，而且三個省每年還要往里面填補一共1500萬元的虧損。新建電廠也不能老是虧損了。虧損了人家就沒有積極性，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繼續虧損，電力就發展不起來。而當時國家要控制物價，電價不可能漲。

在這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實行“新電新價”。當時中央發了1985【72】號文件，鼓勵合資辦電，解決用電問題，其中很重要一條措施就是實行“新電新價”。

這就開始了電價改革，但當時的改革在今天看來是很不完善的。理論上一個發電廠，無論國家投資多少，地方投資多少，企業投資多少，就應該是一個價格。但當時物價局和財政部不同意國家投資部分也實行新價，所以出現了一個不好的現象，中央投資部分按老價格結算，地方投資和企業投資部分按“新電新價”結算，所以一個電廠的不同機組就有了不同的價格，或者同一個機組發出的電一部分是老價格，一部分是新價格。這是世界上沒有的現象，現在你們都不可能想象一個發電機發出來的電有兩個價格，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前進的，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改革發展是中國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

記者：地方參與合資辦電，錢從地方財政出，但是地方財政能力也有限。

吳敬儒：地方都是采取漲價的辦法，手中沒有錢但是還是要繼續辦電，只能想找錢的辦法。當時電價比較低，有一些地方加一分錢，有一些加兩分錢，甚至加三分錢，我們去調查的時候，江蘇省江陰市的一度電價加了三分錢。1985年下半年上海經濟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就是現在屬于華東電網范圍，統一加了兩分錢。

上海經濟區的經濟比較發達，當時上海經濟區辦公室主任是水電部老部長，他在水電部主持工作的時候就認為，我們改革思路都有的，但中央不批準沒有辦法。例如我們很早就提出要把電價提高，每度電收兩分錢，或者一分錢，但中央不批準。他擔任上海經濟區辦公室主任后就向中央寫報告，當時李鵬已經當副總理了，他對電力改革是有功勞的，他明白電力行業的規律，明白錢從哪里來。所以中央就同意上海經濟區進行試點，從1986年每度電加收兩分錢的價格。為什么要進行試點呢?大家害怕一漲電價會對經濟產生影響，要先在工業基礎好的地方試行看看效果。實際上沒有那么可怕的，事實證明收了兩分錢后，上海和江浙一帶的經濟反而發展得更好了。

加收兩分錢后，一開始的時候就都不錯，后來經濟發展很快，電還是不夠，就出現了臨時辦法——買用電權。新建電廠中很大一部分投資都是水電部的，從分電的總盤子中拿出十分之一作為國家電，這部分電的價格還是很低，但是你要用這些電就要另外出錢買用電權。當時我是計劃司司長，我們覺得還是應該前后平衡，你出一塊錢的投資，我給你兩度電的用電權，這兩度電的價格依然是平價電。你看，我們改革的花樣是很多的。

很多地方認為還是合算，當時用柴油燃燒發一度電要花五毛錢，用電權的一度電只是漲了三毛錢，兩年就可以收回來，所以很多地方還是搶著要。

記者：加價兩分錢不但沒有影響經濟發展，經濟反而發展得更好，這說明低電價才是不可持續的，對嗎?那應該說上海經濟區試點是成功的?

吳敬儒：因為每度電貴兩毛多錢，所以大家非常愿意出錢辦電了，避免了缺電。這就說明電價還是比較低。經濟要發展，電力要先行，解決了缺電問題，經濟就可以發展得更快了。到了1987年，根據試點情況，中央就決定在全國每度電加價兩分錢。這是順理成章的。

記者：多家辦電后，基本解決了當時缺電的問題，后續的改革是怎么樣繼續的?

吳敬儒：最初的合資辦電，只要分電分紅就能滿足各個投資主體的需要，但是隨著地方股權的增大，人家就要求參加管理了。龍口電廠雖然成立了董事會，但這個董事會實際作用不大。隨著地方參與投資的電廠越來越多，各省也就成了電力投資公司，他們就實際上參與了電廠的管理。這個時候就出現了電廠多元化，在電網里面再也不是清一色的水電部的電廠了。

對于這一點，趙紫陽比較有貢獻，他提出了煤代油工程。當時很多發電廠都是燒油的，我印象很深刻，1986年燒了一千六百四十萬噸。那時候油價比較貴，出口石油可以換很多外匯，趙紫陽就提出出口石油換外匯，火電廠都改燒煤炭。用換來外匯的一部分投資建燃煤電廠，這就出現了華能公司。華能公司成立時，堅持他們投資建設的電廠要獨立經營，水電部不能管。中國就出現了IPP(獨立電廠)。此時，胡應湘在廣東珠三角搞了一個沙頭角B電廠，這是BOT方式的，它當然是獨立電廠。這時候形成了多家辦電、多家管電的局面。

記者：中國實際上是從獨家辦電走向多家辦電，從獨家管電到多家管電。形成多家管電的局面后，要求廠網分開就順理成章了，是這樣嗎?

吳敬儒：這個時候出現一大批的獨立發電廠，有華能的，有地方投資的，還有外國投資的。到了2000年，獨立電廠已經占中國發電領域45%左右的份額，電力部門直接管理的只有55%左右。在這種情況下，電力部門實際上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就顯得不公平了。事實上不管你再公平，人家都會說你不是很公平，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當時普遍的看法是廠網分開，這個原則大家都沒有意見的。有人說李鵬當時不同意，這說法是不對的，他也很清楚當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