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底，中國發改委日前再發通知，決定將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160元和155元，再度引來中國公眾對高能源價格的怨聲。人們直言道：委內瑞拉的汽油價“比礦泉水便宜”，迪拜的汽油幾乎相當于“白送”，為何中國的油價要高于實際收入水平？而作為與中國一樣同屬石油對外依存度高的國家，近期日本汽油價格為每升152.60日元，約合人民幣11.51元，而日本人均GDP為4.2萬多美元，世界排名第14位，中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從全球來看，中國目前也已經榮升為世界油價第85高的國家。美國的國民收入比中國高，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其平均油價也只有6.40元/升，中國消費者承擔的成本已經是美國的五、六倍。這不禁要引發人們深思：已經成為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國能源價格能否有合理地降低？

目前，石油定價基本由美國掌控；天然氣定價權爭奪已由北非與美、歐的區域性爭奪，進而擴展到俄羅斯參與的全球性爭奪。中國雖然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二，石油進口已增至第一，但是還未進入到與“世界大佬”們爭奪能源定價的游戲之中，被動接受國際價格與在國內“疊加式”攤銷成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無奈的、常態性選擇。

未來國際油價將長期處于上升通道

而未來的國際油價也將長期處于上升通道。長期需求旺盛是主要拉動因素。國際能源署預測，未來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石油需求將繼續保持增長，這將使國際石油需求維持長期的供需緊張關系；通過美元貶值增加出口已經成為美國推動其經濟復蘇的基本國策。據歐佩克計算，美元每貶值1%，國際石油每桶價格就上漲4美元。因此，這必將“綁架”國際油價長期處于上升通道內。而歐美等經濟體共同延續寬松貨幣政策，提高市場流動性，這將加大投機基金炒作油價的空間。加上地緣政治危機的影響，推動油價上行的危險因素依然不確定性很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警告稱,若伊朗全面停止出口石油,將導致油價飆漲多達30%。這意味著油價將飆升至每桶160美元左右。

雖然伊朗核危機暫緩，但在中東動蕩局勢和歐美債務危機交織之中，國際石油市場“冰火”因素長期存在，這將對國際油價形成長期而有力的上行支撐。

國際能源價格的決定因素并非僅限供需

筆者認為，國際能源價格運行有其內在的規律，它一直沿著通道型曲線運行，其通道下線為國民購買力承受性上限值曲線，其通道上線為國際能源價格控制性釋放值曲線，兩條曲線基本處于由通道上線曲線拉動下線曲線呈傾角向上的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運行狀態，我們將兩條“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曲線”稱之為“國際能源價格走廊”，將“國際能源價格走廊”內的“通道曲線”，定義為“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

因為國際能源定價基本采取指數式期貨價格方式，這在客觀上將定價機制建立在價格的“單邊向上”的趨勢性結構上。現實社會中能源價格已經嚴重偏離能源自身的價值曲線。雖然作為各國政府的戰略庫存、稅收和政策補貼等手段都會起到階段性影響價格回歸的作用，但是地緣政治事件等偶發性因素，還會不斷的“修復”這種在結構上已然建立起的趨勢向上的傾角。

目前，國際社會處于“資本虛高不下”的狀況，資本與實體之比9：1。在此情況之下，中國始終一味強調發展實體經濟，決策層面意圖明確，固執堅持壓縮虛擬資本，欲將目前國內資本與實體之比由3：1強行調整為2：1，這雖然有利于國內資產處于對比相對合理區間，但是，這卻無法改變中國成為國際資本的“泄洪區”，更無法遏制在國際資本的狂瀉之下推高國際能源價格，以致造成國內始終處于在“稀釋和攤薄國際能源價格”的被動位置。中國能源消費的痛苦歷史已經反復證明，能源供需只是在短期波動上起到價格的影響作用，能源價格上漲的趨勢，只要是構成價格的結構不改變，其價格上漲的趨勢就不會改變。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為何國際能源價格下降，中國能源價格反升？就是這個道理。

從歷史趨勢上看，能源價格的運行趨勢線恰好與“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一致。這就會迫使參與“能源價格博弈”的各方，都非理性的投入到定價權的爭奪戰中。以天然氣為例，天然氣定價權爭奪已經造成其成本連續上升，其中中東和北非動蕩所造成的能源“溢出”成本，最終都要攤銷到消費者身上，而這恰好印證其符合“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的運行邏輯。

目前的能源體系實則就是依靠這一邏輯而建立的，很顯然，中國是這一體系規則的被動接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