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進一步推動能源價格改革。

周大地認為，目前，價改的核心障礙是，政府價格管理的指導方針主要放在用具體的產品價格管制作為防通脹的手段，而且過于偏向消費方的利益訴求。

中國的價格管理本應以防范價格過于劇烈波動為主，對帶有公共性質的商品進行價格監管，防止壟斷性高價。實際情況是，由于擔心漲價影響各方面特別是消費方面的利益，價格調整傾向于少漲價甚至不漲價。長期積累下來，受到管制的能源等資源型產品價格水平偏低，實際形成對消費方的普遍價格“補貼”。

當下價改面臨的主要壓力，不是來自能源生產企業經營效率低導致的產品成本過高，而是價格水平過低。在許多社會目標，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仍有巨大壓力的情況下，現在的價格還處于鼓勵、保護許多不應該鼓勵的甚至是浪費性的消費利益。因此，價改的主要方向，不是改革企業本身行為，而是改革政府如何管理價格。

過去，在價格已經明顯低于生產成本時，國家還曾經直接補貼生產方。現在，對生產方的補貼已經少了許多，但對需求方的補貼還在維持，合理消費的引導政策還遠未體現。合理的政策應只對特定低收入消費者進行補貼，但目前的政策卻是對資源、能源性產品消費進行普遍補貼，如通過壓低煤價保持電價不動，實際就是補貼高耗能產業。

因此，周大地認為，改革要認真消除各種不必要的對消費方的普遍性能源價格補貼，包括對少數低收入群體的直接價格補貼。可考慮的替代辦法是采用收入性補貼，這既可使低收入人群整體生活水平不因能源價格合理化受到過大影響，同時還可鼓勵節能。

此外，要破除將美國作為能源價格標桿和價格政策榜樣的認識誤區。長期以來，我國各種價格和政策做法似乎都拿來與美國相比，一旦價格水平高于美國，就認為國內價格政策有問題，忽略了在能源價格政策上美國是一個壞榜樣的事實。

中國與美國的國情不同。美國只有3億人口的消費需求，油氣資源比中國豐富，還在資本和地緣政治上控制著世界主要油氣資源，形成極高的人均能源消費模式。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不采用美國的能源價格模式。中國油氣資源有限，但人口是美國的數倍，需求量巨大并仍在快速增長，不應該也難以照搬美國刺激消費的能源價格體系。

在節約資源方面，國際有許多可以借鑒的經驗。歐洲、日本除了能源價格和國際掛鉤之外，還通過調整稅收結構，比如推行碳稅、消費稅來調節資源性產品消費，促進節約。

其中，對于需要節約的資源性產品，消費稅要適當調高。與此同時，相應降低其他不需控制的生活必需品稅負，或直接降低個人所得稅。總之，稅收的調節要在保持整體稅負穩定的情況下，優化稅收結構，通過合理的政策性加稅，對消費進行合理引導。

此外，破除對于價改的認識誤區，要使市場定價機制進一步起作用，必須消除價格改革就是“上調價格”的誤解。降價和漲價引發的消費者心理反應完全不同。2013年，廣東、廣西對天然氣價格采取替代燃料價格比價，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天然氣供應必要成本的覆蓋問題，卻因為價格上調引來許多非議，這與此前成品油價格調整遭遇的情形類似。

資源新產品價格改革之所以給人造成“一調就漲”的感覺，在周大地看來，原因就在于長期控制價格，把正常價格變動當成政策變動，每次調整都被認為是重大經濟決策，導致價格長期扭曲，價格水平長期偏低。

現在逐漸按市場規律處理，又處于消費迅速增加的時期，價格調整必然主要處在上升通道。國內外的數據都顯示，任何商品的消費在持續較快增長過程中，價格都不大可能下降。

當前，中國天然氣消費每年增長都遠超過10%，汽油消費等也處于快速增長期。因此，是需求增速過快引起價格上漲，而不是價格政策使價格上漲。只有價格進入合理的市場平衡區，價格的變動才會進入可上可下的波動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