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國碳交易試點正全面啟動，但是在碳交易領域先行一步的歐洲目前正經歷著一場危機。由于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UnionEmissionTradingScheme,EUETS）存在嚴重的配額過剩的問題，歐盟的碳排放交易活動正日漸蕭條，而這也動搖了倫敦作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地位，眾多身處倫敦的大型銀行深受其累。

英國智庫公共策略研究所（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IPPR）2013年底發布的報告顯示，倫敦的銀行業對碳排放交易的投入正大規模減少。《陸家嘴》記者就倫敦碳排放交易現狀、EUETS改革，以及倫敦作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前景等話題，采訪了IPPR研究員的吉米·阿爾德里奇。

《陸家嘴》：根據IPPR的調查，歐盟碳排放交易價格持續走軟，交易活躍度不斷下降，這給倫敦金融城的哪些大型銀行造成了影響？

阿爾德里奇：在我們追蹤的倫敦金融城的大型銀行中，巴克萊銀行已經出售了其碳交易部門；德意志銀行關閉了全球碳交易業務；瑞銀集團則關閉了氣候變化顧問交易部門。與此同時，摩根大通縮減了環境市場團隊，摩根士丹利則是把碳交易部門從“全職”轉為了“兼職”。過去四年中，倫敦金融城碳排放交易從業者人數下降了70%，目前估計只有兩百人左右還在堅守崗位。

除了大型銀行之外，一些身處倫敦的因綠色產業而誕生的新興金融機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比如全球碳交易的領軍企業——英國益可環境集團，其雇員人數比最高峰時減少了85%，而所裁人員大多數來自于倫敦金融城。英國辛迪克碳資金有限公司甚至把總部整個地從倫敦搬去了新加坡，只把一名律師留在了英國。除此之外受到影響的機構還包括Camco清潔能源公司、南非萊利銀行，以及英國卓信金融有限公司等。

《陸家嘴》：想來這勢必給倫敦金融城的聲譽造成了影響？

阿爾德里奇：倫敦的碳交易市場曾經被寄予厚望。2006年是EUETS建立之后的第二年，倫敦金融城公司（CityofLondonCorporation）曾預期，倫敦將為碳排放交易這個“正迅速擴張”的行業提供最頂尖的金融服務商，并指出，由于英國在2002年就推出了英國碳排放交易體系（UKETS），因此倫敦在該領域各方面都先行一步，比其他國家更有經驗。

然而當前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所面臨的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聲譽。因為接下來碳交易和碳市場的規模在全球范圍內將不斷擴張，這將是一個其他眾多金融中心開始爭相搶奪地盤的領域。比如在新加坡、悉尼，以及中國的多個城市等，他們都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碳排放交易上。

一直以來，倫敦都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倫敦在金融市場交易時間上與亞洲和北美市場都有部分重疊。但是在碳排放交易領域，倫敦這方面的優勢正日趨淡化，因為絕大多數新產生的碳交易活動都發生在亞洲，因此作為金融中心，悉尼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更顯優勢，已經有部分西方銀行在那里設立了代表處。

《陸家嘴》：根據IPPR的報告，EUETS中過剩的供應是導致倫敦碳交易活躍度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那么當前在EUETS中存在的過?，F象有多嚴重呢？

阿爾德里奇：在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建立之初，是由歐盟各國為自己設定排放量的配額上限。結果過高的上限使得EUETS第一階段在2007年結束之際，歐盟國家實際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設定的配額還要低了7%。而當前，歐盟認為整個EUETS中大約有13億碳排放許可（EuropeanUnionAllowance，EUA。一單位EUA相當于一噸二氧化碳排放量）過剩。

過剩的供應壓低了污染者的排放成本，導致配額價格持續下跌，并進一步使得自2006年開始以倫敦為中心的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流動性出現顯著下降。EUETS設計初期，每噸碳排放許可交易價格在25到30歐元之間，在2007年中期曾達到過35歐元。隨后人們意識到配額過剩的情況，導致碳排放交易價格直線下滑，最低時一度觸及2.5歐元，而在過去一個月中，碳排放交易價格基本在4.3歐元到5歐元之間。

當然倫敦碳排放交易不景氣，一部分也是受到了最近幾年全球經濟衰退的打壓。金融危機期間，歐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速度超乎人們想象，也令碳排放交易價格承壓。如今隨著全球經濟逐步走出低谷，我們希望宏觀經濟對碳交易的影響能夠有所降低。

《陸家嘴》：由于倫敦的碳交易活動直接與EUETS掛鉤，這是不是意味著要想讓倫敦的碳交易活動有所回升，就必須對EUETS本身進行徹底的改革？在這方面倫敦又可以做一些什么？

阿爾德里奇：確實如此。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首先當然就是要去除EUETS中過剩的配額供應。在這一點上歐盟正取得緩慢的進展，2013年11月8日，歐盟成員國投票決定推遲發放九億噸二氧化碳排放許可，并且同意與歐盟議會就將此計劃進行立法的問題加速展開談判。受此消息帶動，當天的碳價在幾分鐘內就上漲了4%。可以說目前任何有關削減碳排放額度的大新聞出臺，碳價都會應聲反彈。

其次是有必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體系，避免配額供應過剩的情況再度發生。IPPR建議在英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基礎上，成立一個“碳市場政策委員會”，專門對此進行監控。該委員會應該采取“目標導向，手段獨立”的運作方式。也就是由政府來立法規定以最低的成本所降低的碳排放額度；而委員會自行采取措施來達到這一目標，并且在整個過程中擁有足夠的政策靈活性。

第三點就是，IPPR建議歐盟可以考慮進一步采取“邊境碳調節”。也就是說在從不存在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國家進口商品或服務時，把碳排放交易的價格因素考慮進去。舉個例子說，歐盟已經開始在航空業領域采取這樣的措施，正尋求逐步將航空業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

《陸家嘴》：如何看待倫敦作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未來前景？

阿爾德里奇：雖然倫敦碳排放交易的活躍度整體出現了下降，但是倫敦作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地位短時間內還難以動搖。尤其是在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下，目前有93.5%的碳交易是通過倫敦洲際交易所（ICE）來完成的，交易量是第二名綠色交易所（GreenExchange）的27倍。一直到2012年，在ICE交易的排放合同的總量每年都在上升中。統計顯示，2012年9月，ICE每天碳排放成交量為2770萬碳排放許可，幾乎比2005年時要高出100倍。

另一方面，不出意外的話，EUETS與奧地利碳排放交易體系將在2018年7月前進行掛鉤；歐盟委員會也正在與瑞士商談，尋求將雙方的碳排放體系接軌。與其他碳排放體系接軌意味著EUETS將獲得更多的流動性，而倫敦金融城也能因此將更多的交易收入囊中。

不過歸根結底，考慮到碳排放交易在全球其他地區正越發活躍，如果倫敦想在這場“游戲”中一直立于不敗之地，那么就必須立即采取行動，推進EUETS在結構上進行徹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