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和石油為主，眾所周知其不可持續，且帶來嚴重環境污染。久久不散的霧霾，讓每位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化石能源帶來的危害。

在2013年11月19日“《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有關新能源的夜話專題論壇上，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武鋼、漢能控股集團執行總裁王勇、Siris礦業總經理兼CEO Chris Fraser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研究環境政策已達30多年，寫過《環境政策創新》等七部著作的夏光認為，環境問題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所有重大挑戰中最重要、最基礎的一個，這并非是少數環保工作者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上的嚴峻性，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污染物排放量世界第一，而實體經濟卻非世界第一；二是經過二三十年的運行，中國的許多工廠開始老化，跑冒滴漏風險越來越大；另外，中國人對污染的態度開始分化，農村人口、城市弱勢群體等社會底層無法逃避污染，只能承受且心生不滿，而富裕階層卻大批移民。

所以，現在說已找到了真正的“中國崛起模式”，實是盲目樂觀。中國正在轉型，正是要轉變這種靠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模式，走向一個發達經濟和良好生態相兼容的 “美麗中國”。

但是，治理污染和日益嚴重的霧霾，實現清潔能源轉型，光靠行政命令顯然行不通。嘉賓們認為，中國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讓市場機制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

“新三角”的抉擇

今天中國出現環境問題，其根源是什么？梅德文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保增長、調結構和控通脹的“新三角”關系中，中國只能選擇兩個。既保增長又控通脹，只能犧牲調結構。但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人為壓低要素市場價格，特別是環境要素和能源要素。這兩個要素，中國基本上未市場化。

而發達國家是“小財政、大金融”，更多地通過市場機制和金融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問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北京環境交易所才在2008年成立。過去數年間，該交易所一直在研究中國的碳交易方案。譬如，金風科技和漢能控股通過技術創新，把二氧化碳指標降下來，就可以到交易所賣出富余的配額。本質上，碳交易還是一種金融工具，能為清潔能源企業提供一個新的融資手段和平臺。

2005年后，中國大力發展CDM(清潔發展機制)。但中國碳排放占全世界的25%，能耗占20%，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后，卻是CDM巨大的發展空間。

武鋼也認為，中國新能源的未來發展，確實需要一些社會化、市場化的機制，僅靠國家的現有政策，肯定不足以讓該產業可持續發展。

《可再生能源法》頒布后，中國風力發電進入快速發展期。目前中國的風機制造業和風電場規模，都已在世界上奪冠。武鋼稱，新能源產業拿到的補貼，實際上是其在節約化石能源和減少環境污染上所做貢獻的一個價值體現。

王勇問，中國能夠避免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嗎？他坦承，中國經濟30年發展道路，在一些方面是無奈之舉，有其必然性。但這種模式確實已經走到了頭，新能源革命不可阻擋。

歐洲在此方面是一個表率。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波及新能源增長，使其出現了一個低谷，增幅由之前的每年50%以上，萎縮至最低谷的15%。

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陸續出臺多項新能源發展激勵政策。王勇預計，中國將會取代之前的德國、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發電市場。

Chris Fraser在英國工作和生活多年。在他看來，關于新能源，英國政府必會先考慮經濟性與發展之間的平衡。英國清潔能源發電成本每吉瓦時(即1000度)為192英鎊，火電則只有55英鎊。未來，英國政府肯定會對新能源領域給予更多的補貼。

但是，對中國的環境問題，Chris Fraser更擔憂化肥領域。有數據顯示，國際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頃，但目前中國農用化肥單位面積平均施用量達到434.3千克/公頃，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除了化肥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更大的問題來自氮元素污染。Chris Fraser認為，應該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用全營養素的化肥為作物提供營養，而不是只找那些便宜的氮肥。

霧霾的倒逼

2013年，霧霾席卷中國，京津唐更是首當其沖，“自強不吸”、“喂人民服霧”等搞笑詞語層出不窮。

在夏光看來，現在的首要問題是必須先搞清北京霧霾的來源。據其介紹，北京霧霾的來源主要是幾大塊，工業排放大概占10%-20%左右，機動車排放約占24%，城市揚塵占超過10%，還有部分生活排放，來自于周邊地區的污染源占24%。相應的對策，就是治理幾個源頭、控制工業減排、在城市增加綠化和濕度等。

夏光強調，人類活動中斷了水的微循環，也是導致霧霾增多的一大原因。霧是在地下水和雨之間的一種狀態，既不向上蒸發，也不像雨一樣流到地下去。人類大量開采水，大量硬化地面，封閉了天地之間的水循環交換。地下缺水，無法往上蒸發，也就少雨多霧，再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PM2.5就凝固在空氣中，形成霧霾。

減輕霧霾，除了減排，還要依靠改變城市的發展方式，讓水循環回到生活中來。最大的策略，應是適當疏散一部分城市人口，再減掉一部分建筑物，大量恢復綠地濕地。

目前，中央財政已經撥付50億元，用于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其中26億元劃給河北省，24億元用于京津。夏光稱，50億元遠遠不夠，只是政府“以獎代補”。而要讓“大氣污染防治10條”獲得好效果，至少需要1.7萬億元，這筆巨額資金，主要由企業和地方政府承擔。

“大款坐勞斯萊斯，而我們坐地鐵，大款應給我們生態補償。”梅德文認為，要解決霧霾問題，必須實施激勵機制，讓市場起作用。人口密度遠超中國的日本，當年正是通過像碳市場這樣的市場機制，解決了環境問題。

中國目前解決環境問題的第一步，應是把環境產權分配給每一個主體，即類似分田到戶的確權；第二步，應降低碳交易成本，需要有效的司法手段來監督環境產權能否落實。另外，必須有一大批環保NGO組織，代理公眾的環境權益，而媒體的監督也必不可少。

Chris Fraser稱，英國等發達國家，也一直在尋找更好的途徑，能讓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投資有更好的回報。譬如近期英國政府承諾，在未來50年英國電力供應的70%來自于核電，這樣就可確保核電投資有更好的可持續性。沒有政府這樣的承諾，肯定不會有很多資金投入核電領域，而會投入到一些不可持續、污染更大的領域。

英國光伏行業則是一個反例。此前的太陽能發電政府給了很多補貼，還出臺了投資鼓勵政策。但后來這些政策和補貼忽然取消，制造商非常沮喪，發生了大量針對政府的訴訟。可見，若想鼓勵一個行業發展，最好在早期就給出一個比較穩定的政策，否則無法吸引投資。

新能源還有戲嗎

武鋼介紹，有研究模型顯示，按照中國現在GDP的增長方式，全世界把可供出口的能源都送到中國來，也無法滿足需求。若不提前發展新能源，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親歷了從每千瓦風機造價1萬元，跌至今天的不足4000元，武鋼看到了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巨大進步。他認為，到2015年中國風電裝機會達到1億千瓦，未來前景樂觀。

怎樣用新能源優化中國的能源結構？王勇認為一靠投資，二靠技術。過去20年，漢能持續不斷地在水電站、風電場和光伏電站方面進行投資，這個領域很大程度依賴于政策的穩定，中國政府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保持投資人對這個行業和領域的信心。

在技術方面，此行業若想永續發展，必須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取決于技術進步的速度。漢能在過去數年，利用歐美金融危機，快速收購了幾家全球頂尖的太陽能技術公司，并把這些技術拿到中國進行國產化，從而保持光伏發電成本快速下降。幾年前，在太陽能度電成本3元左右時，業界認為降到1元或需要30年，實際現在的成本已經可以做到低于1元，且還在持續下降。

2013年，新能源并網難的老話題，依然是熱點。武鋼認為，電網公司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網標準的舉動并沒有錯。目前，在局部電網，比如吉林、內蒙古，可再生能源占的比例已超過兩位數。若電網不及早提出高標準，就會影響電網的運行安全。而設備制造商的積極響應，反而使得現在電網接收和容納可再生能源的數量遠遠超過以前。

王勇則認為，中國電網確需適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變成智能電網。中國電網公司提出的智能電網和美國有區別。電網的變化，更應向適應可再生能源方向的技術來推動，光伏技術最適應分布式發電。

針對新能源泡沫的討論甚囂塵上，武鋼認為，這只發生在一些層次比較低、只注重產業化但在技術創新方面缺乏投入的公司和產品上。金風科技一直是中國直驅風機研發、制造的先驅，中國出口的風機2012年有40%來自金風，2013年上半年則提高至80%。

武鋼對中國企業的惡性競爭也頗為心悸。中國人買什么什么就漲價，賣什么什么就便宜，這是因為行業缺乏自律。

夏光則強調，火電行業是大氣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來源，但火電一般都以大型企業為主，控制相對容易。在財力有限、無法大量補貼新能源產業的情況下，各地應先把煤炭清潔化利用先提到最重要的位置。譬如，天然氣短缺的地方就不一定煤改氣，而是應改造鍋爐，使用優質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