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其關鍵點是確定了能源價格改革的基本目標和方向，擺正了政府參與能源市場的位置，這將有益于我國能源價格的進一步改革。

透明價格機制未必導致能源價格大幅上漲

對于電、油和氣的價格，作為基本消費品（必需品），政府不會置身事外。考慮到目前社會對能源稀缺和環境污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即使進行價格改革，能源價格也很難大幅度上漲。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過快地提高能源價格，不一定會起到節能的目的，反而可能會使老百姓尋找有害于環境的替代品。如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漲，可能會迫使老百姓采用薪柴來供熱；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電，則還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產效率。因此，能源價格的波動是否在百姓的承受能力范圍內，是否會影響到基本用能的保證，都是政府在價格機制設計中應當考慮的。

能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影響穩定又影響發展。對競爭性環節價格，現階段政府的正當干預還是不可或缺的。抓手應該是建立透明合理的能源價格機制，輔之以公平有效的能源補貼設計和嚴格的成本監管。

需要說明的是，建立透明有效的價格機制，不一定必然導致能源價格大幅度上漲。在價格機制設計上，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來影響價格水平，這樣可以降低改革的難度。如成品油價格，可以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利用補貼將價格維持在某一水平。透明的價格機制可以明確告訴消費者，在能源價格形成環節中，哪些環節是由財政補貼的，補貼了多少。每個環節都清楚地讓消費者知道，就能使價格上漲的事實更易為大家接受。

目前，政府的成本加成定價存在許多問題，因能源成本不斷上漲，導致能源價格持續上漲。首先，只要由政府定價，就會被理解為政府在漲價，而不是市場漲價。漲價是政府不愿意做的事，因而導致能源價格長期低于供應成本。其次，政府常常很難向公眾解釋這種狀況：能源緊缺時，價格要漲，能源過剩時，價格也要漲。沒有明確的定價機制，價格的風險預期就不明確，能源企業就必須博弈，甚至與政府和消費者博弈。不讓價格博弈影響經濟運行和社會穩定，政府需要通過改革建立合理透明的價格機制，并且尊重價格機制。

經濟轉型和環境治理需要市場化的能源價格

一直以來，能源行業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都可以追源到缺乏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企業運行和投資因而將充滿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發展缺乏有效戰略規劃。能源價格調與不調，常常各方面說法都有道理，權衡的過程往往會使決策滯后，造成經濟社會損失。進一步說，即使政府的能源成本加成定價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政府居于經濟發展中心的地位已經改變，經濟轉型和環境治理需要市場化的能源價格。

首先，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有助于公眾支持能源價格改革。能源價格應該由供求關系決定，在能源需求日益增長、供應日趨緊張的情況下，能源價格的上漲是合理的。那么，為什么每一次改革和漲價都會受到質疑呢？因為，缺乏價格機制的政府成本加成定價，對于公眾來說，常常是一筆糊涂賬，加上我國能源企業相對壟斷，又是國有的，公眾對價格上漲常常就會因為不理解而難以接受。他們會認為，價格不能漲，企業應該從自身分配機制的改革入手，而不是把生產成本的增加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只有在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下，漲價的理由才有可能被公眾所理解和接受。當然，公眾理解的前提是價格機制可以保證能源企業的成本透明。

其次，放開競爭性環節能源價格，可以與能源補貼共存。能源價格改革需要考慮實際支付能力，能源價格的國際接軌不等于消費者必須支付國際市場價格。承受能力是相對于收入而言的，此外還有社會公平的問題。因此，政府對某個消費群體和某個需要鼓勵的行業進行補貼，是必須的也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補貼的設計應當合理、有針對性，并有利于向市場化過渡。

再次，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還可以鼓勵國外資本和民營資本參與能源投資。在目前國企一家獨大和價格由政府控制的情況下，僅投資放開還不足以吸引外資和民營資本的進入。如電力發電行業已經對外資和民營企業開放了20多年，但我們并沒有看見外資和民營企業的大量進入，反而看到的是外資的退出。由于外資和民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也就是成本最小化，它們的進入或許可以為能源行業設定經營底線和必要的財務紀律性。

（作者單位：新華都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