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認為國家的能源產業政策如何更好地落地實施？

賈康：產業政策得到有效實施并不源自政策本身的行政力量，政策在規劃的基礎上給出重要信息后，實際的貫徹要更多地依靠經濟手段，依靠對事不對人的經濟參數，比如稅收、利率，依照法律和契約，使合理的產業政策落到實踐中去。

最典型的例子是，現在全中國都意識到要節能節電，特別是要通過節能降耗、減排治污來應對像霧霾這樣的環境危機和嚴峻挑戰。具體設想一下，無論政府怎樣強調“關停并轉”，但其作用其實是有限的，很難甄別每個企業，容易造成信息不對稱和失誤。另一個方法是準入制度——設置行業和技術標準再以法律來明確，這其實也是一個行政行為。

記者：那您認為做好節能降耗、減排治污的主打方式應是什么？

賈康：我們應該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與市場經濟配合，給出政策的公正導向和利益調整機制，讓市場疊加上金融、差別利率等信號后去影響企業的利益，使企業出于利益的考慮，在競爭中減排治污。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會優勝劣汰，誰能夠繼續發展、擴大市場份額，就說明它是高水平產能；誰不能發展、出局了，它就是我們要淘汰的落后產能。這個過程是健康的、可持續的、從全局上與“經濟升級版”連通的。

這里面有個難啃的硬骨頭，就是政府做經濟手段為主的調節，如何遵從市場規律，調整比價關系和合理化價格形成機制。政府要削權，擺脫用慣了的“關停并轉”和卡、壓措施。經濟手段就是遵從法律、一視同仁、公平競爭，這個轉變發生后，中國節能降耗、減排治污的局面才能打開。

記者：您如何評價目前的能源比價關系？

賈康：現在中國基礎能源方面，比價關系是扭曲的。比如，大家都離不開的電，改革開放初期北京一度電是一毛六分幾，這么多年只調到四毛八分幾，當然也開始出現階梯電價。反觀北京的西紅柿、黃瓜、大白菜，大家算算是不是三十多年得漲了100倍以上。老百姓什么東西需要精打細算，什么東西可以基本忽略不計，不用太動腦筋，自然而然形成了。企業也是這樣，面對這么多的漲價因素，它不太把節電節水當回事兒，因為電和水相對便宜。

這種大家覺得對于自己來說已經習慣的經濟參數氛圍要得到改變，這個改變要靠政府和民眾一起努力。政府方面要實際推動改革，企業和老百姓也得面對價格形成機制新的調整。企業要在競爭中使自己升級，靠競爭解決絕大多數問題；中等收入階層要根據比價關系變化調整自己的消費習慣，更趨向于低碳化生活。總之，在改革過程中貫徹產業政策，在節能降耗中攻堅克難，應對以霧霾為代表的挑戰，不僅涉及政府，也涉及千千萬萬的企業和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