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和安全倒逼的戰略轉型，以及全球能源技術創新下的多元化趨勢，將共同推進中國能源體系加速變革。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相對于“總量趨勢”而言，“邊際增量”具有更重要的投資意義，包括：能源供給的低碳化、能源消費的綠色化、以及能源系統的智能化。我們認為，上述最為鮮明的三個邊際增量領域，是能源變革趨勢下的投資重點。

環境和安全：驅動能源戰略加速調整

能源戰略三大基石：經濟效益、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

經濟效益、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是驅動能源多元化戰略的三大基石。經濟因素主導中國過去的能源戰略，其核心為滿足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中的能源需求。工業化進程中的能源消耗通常呈現S型曲線：工業化初期，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耗的增長較慢，能源約束較小；而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展開、重工業迅猛發展，能源消費量也快速增長，從供給側滿足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而隨著工業化進入中后期，能源需求呈現剛性，而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累積的環境問題和能源戰略安全需求更加迫切。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均經歷了從能源利用的野蠻擴張期到能源戰略轉型期的轉變。1950年后美國能源自給難以滿足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開始成為凈進口國，并經歷了能源進口快速擴張、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長的野蠻擴張期。70年代，工業化進程不斷放緩，而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能源安全和環境問題暴露，石油危機的發生觸發了美國能源戰略轉型期--開啟能源獨立戰略，并通過一系列能源新法案，促進能源多元化、低能耗和低排放。近年來上述能源戰略的效果已經逐步顯現。

環境壓力倒逼能源戰略轉型

大氣污染治理力促能源結構調整

大氣污染逐漸成為首要困擾的環境問題，而能源結構調整是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長期路徑。由于資源稟賦和生產方式等因素，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過高，2011年占比達68%。受此影響，燃煤污染成為大氣污染的重要來源：我國70%以上的二氧化硫排放和50%以上的煙塵與燃燒煤炭有關。

以能源結構調整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迫切性顯著提升。2013年9月，國務院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力爭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等。

碳減排倒逼能源轉型

碳減排已成全球共識，中國碳減排進入攻堅階段。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日益嚴重，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成全球共識，以緩解人類的氣候危機。通過《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哥本哈根會議）等約束性文件，控制碳排放、使用清潔能源已成為各國的共識。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承諾在2005年基礎上，到2020年將單位GDP碳排放量減少40%至45%；這一目標也作為約束性指標，逐步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按照上述減排目標測算，“十三五”期間的能源強度降幅需要達到9%-16.6%，與此同時，碳強度降幅需要達到9.6%-17.2%。

調整能源結構和能源技術創新是實現碳減排目標的根本路徑。碳排放的決定變量有三：GDP總量、單位GDP消耗的能源量（能源強度）和每單位能源量所需的碳排放量（碳強度）。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的能源強度和碳強度均處在較高水平。能源強度的降低源自產業結構調整和節能技術應用水平的提升；而碳強度的降低則與能源消費結構、減排和固碳技術的應用水平直接相關。

石油對外依存度攀升，能源安全驅動結構優化

全球能源供需生變，地緣政治形勢趨于復雜

全球油氣的供給中心正在由東向西轉移。加拿大的“油砂”、美國的“致密砂巖油”、巴西的鹽下油”以及委內瑞拉的“超重油”，將動搖持續長達50年的以中東為核心的全球油氣體系。伴隨非常規油氣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北美的油氣供應能力不斷增強，或將成為新的能源供應中心，全球能源定價體系面臨變革。根據BP預測，到2030年，全球液體燃料的新增需求為1600萬桶/日（增長至1.04億桶/日），其中65%的新增供給量將來自美洲；包括致密油（570萬桶/日）、油砂（270萬桶/日）和生物燃料（180萬桶/日）。

美國實現能源獨立的前景逐漸明晰。美國自1973年石油危機后布局能源獨立戰略，意圖通過節能產業、可替代能源和增加國內油氣供給三大路徑實現能源獨立。“頁巖革命”推動了美國能源獨立的重大進展：近年美國能源對外依存度持續下降，由2005年的29.6%降至2012年的15.0%，其中石油對外依存度由最高67.3%降至2012年的51.7%，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由最高17.7%降至2012年的5.3%。國際能源署（IEA）在2013年的《全球能源展望》中預計，美國將在2035年前實現能源獨立。

美國能源獨立將對全球能源和地緣格局產生影響，全球能源安全的不確定性將有所放大。一方面，美國能源自給率的不斷提升，使其在全球戰略和地緣事件處理中所面臨的牽制和約束大幅降低，地緣紛爭所帶來的全球能源市場不確定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為確保其國際運輸通道安全投入大量軍事和資金，隨著其對外依存度的降低，國際運輸通道安全的不確定性也將放大。

對外依存度的上升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不確定因素

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近年來，我國石油和原油對外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趨勢，2012年石油和原油的對外依存度達到57.8%和56.4%；我國原油的進口量已從2006年的14517萬噸上升至2012年的27102萬噸，增長率為186%。未來中國能源需求增長在全球能源增長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IEA的預測，中國在未來2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占比將達到31%。

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的上升成為能源安全的不確定因素。按照未來需求復合增速3-4%計算，到202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8%，到2030年將超過75%，而美國石油對外依存的峰值為65%。這將對能源安全帶來較大的風險：首先，日益增加的消費需求使得中國石油海上運輸安全風險加大；其次，國際能源市場價格的波動增加了保障國內石油供應的難度。此外，我國原油進口的區域集中度較高，主要集中于中東地區和非洲，包括沙特、安哥拉、伊朗等國家，上述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帶來中國供給的不確定性。

轉型方向：從“化石能源”到“多元化能源”

從“化石能源”到“多元化能源”

技術革命是推動能源變革的根本力量。工業革命驅動了人類能源利用方式從“柴薪時代”到“化石能源時代”的躍進：在漫長的農業時代，以柴薪燃料為主、輔以畜力、以及分散化的水力和風力，是能源利用的主要格局。工業革命開啟“化石能源”時代，蒸汽機和內燃機的技術突破實現了將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中的熱能集中轉化為機械能，而更易傳輸和轉化的“電力”二次能源利用，進一步拓展了人類使用能源的范圍和效率。

技術創新推動全球能源格局從“化石能源”到“多元化能源”時代。全球能源技術創新潮起：從生產端而言，非常規油氣和可再生能源技術逐步實現大規模應用，全球能源結構加速調整，能源格局向多元化演進；從消費端而言，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分布式能源、儲能技術等推動能源利用方式的變革和能源效率的提升。

能源與互聯網的交匯或將加速和放大“能源多元化”進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杰里米?里夫金展望了以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可再生能源、分散式生產、儲存間歇式能源、基于能源互聯網的智能分配，以及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或將成為未來能源革命的五大特征，進而帶來能源民主化的新時代。

主要國家加速“多元化能源”轉型

“能源多元化”已在多個國家初現端倪。相對于1970年代，美國天然氣消費比例明顯提高，石油、煤炭消費占比下降，水電、核能占比提升，同時風能、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初具規模。德國、日本的能源消費結構中，1970年代以是石油、煤炭為主的結構已經逆轉，天然氣、水電、可再生能源等的比重顯著提升。

中期來看，多元化能源的實現可以期待。根據BP預測，到2030年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氣）在全球一次能源結構中的占比將在26%－28%區間趨同，而各種非化石燃料（水電、核電、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將在6%－7%之間趨同。這意味著，天然氣和非石化燃料的占比增加，而煤炭和石油的占比下降；其中，天然氣占比將在未來二十年保持穩健增長，而可再生能源的提升速度將類似1970-1980時期核電的發展速度。中國能源戰略的轉型，將推動中國“能源多元化”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