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政府部門的職位，很少有比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的工作更棘手的。

不久前，解振華同意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采訪，地點安排在他在中國發改委的辦公室附近一間籃球場大小的房間里。當天戶外的空氣質量為“不健康”；至少，智能手機上的空氣質量應用是這么說的。北京市民對此類應用的癡迷程度，不亞于倫敦人對天氣預報的重視。

大量霧霾來自汽車尾氣，但燃煤電廠也是來源之一。這些電廠推動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也將這個國家變成世界頭號二氧化碳排放國。

中國對煤炭的巨大需求意味著，它在2012年排放了近100億噸二氧化碳，超過美國和歐盟(EU)的總和，占全球總排放的近三分之一。盡管擁有13億人口，但中國的人均排放量仍高于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幾乎等于歐盟平均水平。

這讓解振華的處境很困難。在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位現年64歲、工程師出身的官員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氣候談判。這些談判于近20年前啟動，目的是遏制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是主要的人為制造的溫室氣體，科學家稱，它正使大氣層的溫度升至潛在危險的水平。

談判未能阻止排放量在過去10年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快的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中國，中國一直在抵制外界要求其控制碳排放污染的壓力。

在氣候談判中，如果解振華認為其他國家提出了過分的要求，他有時會拍桌，這讓他出名。但現在他表示，窗外天天可見的污染，正在迫使中國做出改變——無論外國提出什么樣的要求。

“不夸張地說，霧霾問題和氣候變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來源造成的，”他表示，“霧霾促使我們做出更重大的決定，加速轉變發展和生活模式，轉變經濟、工業和能源結構。”

換言之，隨著中國經濟日漸成熟和降低對重工業的依賴，它希望在解振華所稱的用更清潔能源代替燃煤發電的“巨大努力”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問題在于，中國愿不愿意（或者能不能夠）及時做出改變，阻止全球氣溫升至潛在高風險的水平？

對于這個問題，解振華面露慍色。“國際社會有時候懷疑中國會不會采取切實行動，”他表示，“這件事應該是不存在問題的。中國肯定會采取行動，不僅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健康，也要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做出貢獻。”

沒錯，中國正在邁出驚人的大步，從燃煤發電轉向更清潔的發電方式。去年中國新增的9400萬千瓦發電裝機容量中，近60%使用可再生能源。這其中包括超過1100萬千瓦的太陽能，足以為中國的一座小型城市供電，并且高于其他任何國家一年的新增裝機容量。

目前，太陽能、風電和水電占中國發電裝機總量的近三分之一，而美國的這一比例不到15%。中國還在進行排放交易系統的試點，有望到2020年建立全國性的碳市場。

但中國對煤炭的依賴還遠未結束?；剂希ㄖ饕敲禾浚┤哉及l電能力的近70%。盡管中國計劃大幅增加核電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重，但咨詢機構IHS表示，預計2020年前中國也將新增24800萬千瓦的燃煤發電裝機容量，相當于每月新建約三座燃煤電廠。

燃煤讓中國的城市烏煙瘴氣。但在中國試圖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之際，其它一些因素突顯中國面對的巨大挑戰。水電大壩目前是中國遙遙領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無止境地建設下去。核電成本高昂。中國的頁巖氣行業仍處于發展初期。煤炭不僅廉價，在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盤根錯節。

對能源和氣候政策領域的官員和顧問的采訪似乎表明，中國與圣奧古斯丁(StAugustine)有共同之處。后者曾祈禱：“賜予我貞潔吧，但不是現在。”

沒錯，中國希望減少排放，但它或許不想以氣候科學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減排。

雖然3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但中國仍有近1億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幣（不到400美元）的國家貧困線以下。中國應當在實現與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減排——這種觀點仍極不受歡迎。“中國不是乍得，”解振華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是美國、歐盟或日本。”

他表示，這些國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達到1萬至1.5萬美元（一些情況下甚至是3萬美元）時達到頂峰，而中國的人均GDP還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國首腦在聯合國(UN)闡述各自的氣候變化對策時，我們或許將看出一些眉目。

按計劃，此次聯合國會議將重點關注國際氣候談判。此輪談判定于在明年后期的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應對碳排放的全球協議。

中國表示，到2020年，其碳排放與GDP的比例將至少比2005年水平降低40%。比起歐盟、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提出的排放量絕對值削減，中國的目標相去甚遠。

但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IPCC)最新報告的作者之一、荷蘭環境評估局(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德特勒夫•范維倫(Detlefvan Vuuren)表示，中國的立場可以理解。

他表示，中國經濟增長遠遠快于歐洲國家，“所以對我們來說，削減排放量絕對值要容易得多。”

這就帶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排放量何時將見頂（自然或是受政策努力的影響）？

荷蘭環境評估局近期參與了一項大范圍的研究，該項研究借助一系列氣候-經濟模型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大多數模型似乎顯示，若沒有更嚴厲的政策，排放增長將至少延續至2050年。

這些模型表明，若要阻止全球氣溫升高到比工業化之前時期高出2攝氏度（一些科學家稱，不應突破這一門檻）的水平，成本效益最好的辦法是讓中國的排放量在2020年后不久見頂。全球氣溫已經比工業化之前升高了近1攝氏度。

行動可以推遲到2030年以后，但代價將更為高昂，因為那將要求對排放量進行更大幅度的削減。中國能否在2020年就阻止排放量繼續上升？

北京一些具有影響力、為國家發改委（解振華擔任副主任）等政府部門提供建議的智庫和研究機構一直在評估排放量可能在何時見頂。

到9月份聯合國峰會時，研究結果可能已經出爐。但研究這一課題的分析人士表示，各方對于現實的見頂日期還存在不少分歧。

“坦白地說，我們預測的結果區間很大，”中國國家氣候變化戰略中心的鄒驥表示，“解振華和蘇偉（與解振華一同出席氣候談判的代表）三番五次問我們，哪一份數據更可靠、更合理？”

他表示，困難在于要考慮許多嚴峻的問題。“人們說：‘哎，煤炭太臟了，把煤礦關掉吧。’但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用電需求迅速增加，看上去也無法阻止這一勢頭。

“此外，煤企雇傭著1000多萬人。如果我們關閉一些煤礦，考慮到社會保障體系十分薄弱，失業工人應當如何安排？”

難怪在中國開展研究項目的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氣候與能源高級顧問楊富強表示，圍繞碳排放何時見頂的辯論一直問題重重。“五年前的第一項研究稱，中國的排放量峰值將在2035年到來。許多中國政府官員表示‘為什么這么說？太早了。’”

中國清華大學的何建坤是氣候變化問題上最為資深的顧問之一，最近他花費數月時間權衡大量未知變量，計算中國排放量可能見頂的日期。

這些變量包括：中國增長中的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將以多大的幅度放緩；未來的能源結構將是什么樣的；以及工業和交通的效率將提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