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研究中國能源安全戰略，并前所未有地提出推進四大能源革命——消費、供給、技術和體制，輿論為之眼前一亮。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也是正能量勃發的可敬之舉，革命則是改革的激烈升級。能源產業關乎國計民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為此，本報編輯部特推出解讀“習五條”系列專題報道，先探病象，再施刀藥，試圖剖解這個注定先苦后甜的過程。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6月13日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圍繞能源安全提出5點工作要求，其中四項掛上了“革命”字眼，首當其沖的是“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

中央政府對能源消費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2012年底的“十八大”報告已明確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戰略任務。此番前所未有地提出“能源消費革命”，且將其列在5項工作之首，足見中國能源消費之不合理已到了“不得不動刀”的境地。

能源消費有多“不合理”？

“曾經有外媒這樣描述中國的能源開發和消費現狀：在中國，新能源開發和能源浪費齊頭并進。這種說法不是很客觀，卻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我國能源消費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一位行業資深人士表示，我國能源消費和生產領域的浪費現象非常嚴重，能源消費革命要從能源消費理念、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等多個方面進行。

兩組數字可以看出當前我國能源消費現狀。其一，從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看，2000年至2011年，我國平均能源彈性系數為0.77，而一般發達國家不超過0.5，系數偏大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性高。其二，從能源強度看，以2011年為例，我國GDP約占世界8.6%，但能源消耗約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國的2.4倍、日本的4.4倍，甚至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研究員景春梅告訴《中國能源報》記者，我國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也是高能耗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比發達國家高20%以上，其中重化工的比例又高于英美等國在重化工業化時期的峰值。

全社會、各領域提高能效

“能源消費革命，必須將經濟發展理念從追求數量和規模，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實現消費約束下的經濟效益最大化。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降低能源消耗的必然之舉。”景春梅說。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也持有相同觀點：“能源消費革命應該從新的工業革命的角度來理解，要求全社會范圍內各個領域提高能效。其中新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是提高能效的重要手段。”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節能被看作一種重要的能源利用形式。各國積極推動智能電網、電動汽車、智能交通等新技術的開發，都是以先進技術減少能源使用、提高能效的有效嘗試。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習總書記提出的“有效落實節能優先方針，把節能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定調整產業結構，高度重視城鎮化節能，樹立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加快形成能源節約型社會。”

第一要務：嚴控消費總量

從能源行業看，近兩年來，嚴格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一直是“第一要務”。今年初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提出，2014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目標為38.9億噸標煤，并提出推行“一掛雙控”措施：將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掛鉤，對高耗能產業和過剩產業實行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強約束，能源消費總量只減不增；對其他產業按平均先進能效標準實行能耗強度約束，現有產能能效限期達標，新增產能必須符合先進能效標準，促進優勝劣汰。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國家環境保護部聯合發布的《能源行業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又提出，到2017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3%，天然氣（不包含煤制氣）消費比重提高到9%以上，煤炭消費比重降至65%以下，全國范圍內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

業內受訪專家認為，嚴控能源消費總量將“一箭雙雕”，不僅是大氣治污的重要舉措，也是能源消費革命的重要內容。“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提出的目標和時間表，其實是能源消費革命的推動力。通過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促進在能源消費各個環節的真正變革。”韓文科說。

“國家和地方政府部門應針對能源消費革命的目標，在重點領域和行業企業形成具體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并完善監管和考核機制，使促進能源消費革命的重大舉措和重要任務不會流于形式，避免紙上革命，確保目標和任務真正落實到位。”上述業內資深人士說。